襄阳之战第二阶段的前半段即公元1251年之前，襄阳战场是宋军占主导地位，采取出击的方式，前后两次收复襄阳。在这里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孟珙。孟珙(1195—1246)，字璞玉，原籍绛州(今山西新绛)，南宋杰出的军事家、统帅。这位唐朝名将薛仁贵的老乡，从少年时代就作为父亲的助手参加抗金的军事斗争。在宋蒙联合灭金的战争中，宋军当中孟珙所统领的部队是最有战斗力的。而这一次孟珙面对的是曾经和自己并肩作战的蒙古军队，自然是十分重视。
公元1239年，升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全面主持京湖地区防务的孟珙，与蒙军再战，三战三捷，克樊城复襄阳。但是虽然收复了襄阳，当时由于蒙古军队对襄阳的破坏导致襄阳城防破落不堪，人员物资严重匮乏。此时的襄阳城已经成为易攻难守之城，孟珙考虑后，不得不弃守了襄阳。
随后的几年中孟珙一直担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负责襄阳地区的全面防御之责，使得在这一段事件内宋军在这个局部战场上保持着一定优势。
淳祐十一年(1251年)，就任京湖安抚制置使不久的李曾伯认为，郢(今钟祥)、襄(襄阳)一带的地位很重要，尤其是襄阳绝对不可弃之不顾，便在修复郢州城后，向朝廷请求一万五千名兵力增援及钱粮支持，打算收复襄阳。朝廷从别处给他调派八千人支援，并拨钱一千万贯作为军费。这年四月，李曾伯派荆鄂副都统高达、幕府王登，率二万一千名荆湖军，向盘踞襄阳的蒙古军队发动进攻。战斗中，南宋将士英勇顽强，浴血奋战，一举攻克了襄阳、樊城。此战被李曾伯刻在了襄阳古城西南1.5公里处的真武山东麓的崖壁上。铭文由序言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共11行79字，每字约25厘米见方，为阴刻楷书竖行排列。前7行为序言，通达明了：“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阳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岘，其铭曰”;后4行为正文：“壮哉岘，脊南北。翳塘壑，畿陵谷。乾能央，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其大意是：雄壮啊，南北分脊的岘山！陵谷变迁，你是一座壁垒。天命圣武，使襄阳失而复得。你真是大宋王朝千万年的屏障。
收复襄阳后，李曾伯又下令筑城，限期两个月内在城内建造营房一万间，以备屯驻之用。加固后的襄阳城，周围长九里，樊城则约四里半，防御能力大为增强。
鉴于“筑城容易守城难”，次年(1252年)春，李曾伯又向朝廷提出六点经营襄阳的建议，包括实行营田、奖励屯田、运输米粮、修筑城堡、免税、增兵协防等。朝廷部分采纳其建议，下拨一百万缗的屯田及修筑渠堰补助费，并免除襄、郢之税三年。到宝佑二年(1254年)上半年，李曾伯调任夔路策应大使、四川宣抚使时，已有6276户军人家眷迁入襄阳定居，使其渐渐恢复生机。
当然在这段时间之所以宋军能够取得一定军事胜利除了南宋自身的努力之外，蒙古内乱也是一个原因。1241年，窝阔台病死。不出2年，他的继任者贵由又病死。蒙古帝国陷入了汗位争夺的政治斗争中，一直到1251年才选出了新大汗蒙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