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历史上，随着汉文化的传播，汉字也扩散到了越南、朝鲜半岛、日本等周边地区，成为一种通行于“汉字文化圈”的超民族文字。但如今严格说采用汉字的国家却只有中国和日本，越南及朝鲜半岛在表面上已退出了汉字文化圈。尤其是在越南，汉字竟已被废除近百年，而拉丁文字成为其国家的正式文字，时过境迁，令人唏嘘。
“儒字”的传播
公元前111年，汉军三路起兵，灭亡在秦末战乱中割据岭南的南越，在其故地设置7郡，其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天的越南境内。起初，这里的居民对中原文化是全然陌生的。所谓“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从西汉所置县名也可窥豹一斑，在交趾与九真郡的17个县里，只有“安定”属于“锡以嘉名”的汉化名称，诸如“北带、西于、胥浦、无切、无编”之类显然都是当地土语的汉字音译而已。
但是，在漫长的“郡县时期”(公元前111年至公元939年，越南称“北属时期”)，一批批汉人移居到越南，包括领主、官吏、商人、手工业者、失势的旧臣和罪犯……“(越南本土的)雄王文化发展到公元初期，似乎突然停滞不前了。不论考古学家的锄头挖到哪里，发现的都是遍布各地的汉式古砖墓，随葬品也都是汉式的……”到了三国时期，名士许靖选择从会稽(今浙江绍兴)上船躲避战乱，一路经过今粤、闽两省，在其眼里却是一片蛮荒，只有到达“土广人众”的交趾后才算是重新见到了“汉地”。
汉人南下，华风渐起。汉代的任延、锡光分别在九真和交趾“建立学校，导之经义”，汉字随之传入越南。一开始汉字在越南传播就是为了满足儒家文化播迁的需要，故而汉字在越南也被称为“儒字”。
到了隋朝开辟科举取士之先河后，唐承隋制，通过进士、明经等科举考试，广泛网罗人才。除了朝廷在安南各州县开办的官学之外，各种私塾和乡学也大有发展。这对汉字在安南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致在越南语中形成了“汉越音”——每个汉字都有对应的“汉越音”读法，其承载的当然是唐代的中原汉语语音了。譬如《旧五代史》记载“(后梁)开平元年，司天监上言日辰，内‘戊’字请改为‘武’”，说明当时的中原语音发生了变化，因为避讳的关系开始把“戊”读成“武”了;而在汉越音中，“戊(mau)”与“武(vu)”的发音仍旧是截然不同的。
唐代安南士人的汉字造诣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爱州日南县(今越南清化省安定县)人姜公辅是安南士子参加中原科举取得最高成就的典型代表。此人进士及第，唐德宗时官至谏议大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全唐文》收录了他的《对直言极谏策》和残缺的《白云春海赋》，姜公辅在汉文化方面的水平直可以傲视许多中原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越南论者更是尊其为“安南千古文宗”。
“字喃”的尝试
十世纪时，越南以边藩自立。但是此时，经过一千多年中国文化的浸润，汉字在越南社会各个领域已根深蒂固。1070年，越南李朝在升龙城建立文庙。1076年，李朝在文庙旁修建国子监，专供皇亲国戚及权贵子弟接受汉字和汉文化教育，后来教育对象逐渐扩大，也接受天资聪慧的布衣子弟就读。1075年，越南首开科举，此后成为历朝取士的重要途径，其科考内容、形式和组织方法皆以中国为宗，在越南八百多年的科考史中，进士多达2818人。
作为越南封建国家的正统文字，汉字逐步培养和完善了越南的学术和文学传统。李太祖所作的《迁都诏》被认为是越南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和书面文学作品;而黎文休的《大越史记》、潘孚先的《大越史记续编》、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等著名历史典籍也都是用汉字写就的，可以说越南的历史是依靠汉字才得以记载和流传下来的。
但是，与日本和朝鲜半岛一样，越南在汉字运用中也遇到了一个问题：“国之语音，异乎中国”，即汉字无法完整、准确地表达他们的语言。日、朝对此的解决办法是分别发展出将汉字用作记音符号的“万叶假名”与“吏读”，并最终形成了本民族的拼音文字——平假名/片假名与“训民正音”。越南则是另辟一途，这就是“字喃”，意即“南国之字”。
在十三世纪，字喃已趋于系统化，并用于文学作品。胡朝(1400-1407年)的皇帝胡季犛曾将《尚书·无逸篇》译成字喃教授宫女;西山朝(1771-1792年)的阮惠规定每场科试的第三场要求考生用字喃作答;到了十八世纪上半叶至十九世纪上半叶，随着《征妇吟曲》、《宫怨吟曲》、《金云翘传》等古典名著的问世，字喃文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但是，字喃是以汉字为基础，借取整个汉字或汉字偏旁，采取汉字中的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法创制而成。每个喃字的组成都需要一个或几个汉字，并且无论是通过形声、会意或假借方法复合的喃字都多以汉字读音来视读，譬如“五”字，字喃写做“南五”，以“南(nam)”表音，“五”表义。这实际上与早期白话文创制的“很”、广府话自制之“嘅”(的)毫无二致，本质上是对汉字的补充。甚至可以认为汉字和字喃其实只是一种字，因为字的构造成分完全相同。
故而，学字喃必须先学会汉字。但字喃较之汉字更加难读、难写、难记，这就使这种“南国之字”无法进入不谙汉字的民间。至于科举出身、掌握汉字的精英阶层，也更愿意使用承载着圣贤之道的“儒字”，因此字喃始终未能取代汉字的地位。
无心插柳的“国语字”
其实，早在西山朝企图推广字喃之前的一个世纪，另一种迥然不同于汉字(及字喃)的文字已经出现了。来自意大利和葡萄牙的两个天主教传教士于1615年1月18日来到岘港，建立了一座教堂，开创了西方传教士到越南传教的先河。这些传教士带来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新奇商品，并懂得运用神奇的西药治病驱邪，因此颇具吸引力，发展了越来越多的教徒。
早期的西洋传教士，为了尽快在东亚传播上帝的“福音”，循大名鼎鼎的利玛窦所开先例，积极学习当地文化。不过与利玛窦走的是士大夫上层路线不同，后来传教士的对象基本都是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于是他们纷纷开始用自创的拉丁字母文字记录越南语。
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德·罗德(Alexandre de Rhodes)在1651年编撰完成一部《越南语-葡萄牙语-拉丁语字典》被视作“国语字”(Ch？ Qu？cNg？)产生的重要标志。越南牧师杜光政经过周密的考察研究后得出结论：“现行的国语字是17世纪在越南活动的众多天主教牧师(与一些越南教徒的默默合作)共同创制出来的。概括来说他们运用了拉丁字母，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了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和希腊文的声一调，合起来造出了我们所用的文字。”
类似的局面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东南沿海也曾经再现，当时的传教士为了在老百姓中传教，曾经根据各地方言创造了好几种罗马字，影响最大的闽南话“白话字(Pe？h-oē-jī)”一直使用到20世纪。而与中国东南沿海的情况一样，国语字起初也只是用在宗教场合，用来翻译《圣经》和编印教义材料，真正改变其地位的是法国的侵略。
1858年，法军炮轰岘港，打开了越南的国门，并用将近30年的时间将整个越南变为其殖民地。侵略者将汉字视为中越历史文化纽带、法国殖民统治的障碍，遂强迫使用国语字，扬言“当这种与进步不相容的汉字还作为唯一的交流思想的工具的时候，只有发展法国-安南学校，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这是促使转化的最有效的方法”。1917年，法国殖民当局悍然下令全面废除学校的汉字教育;1919年7月，顺化的傀儡朝廷颁布《皇家诏旨》宣布废除科举，汉字(及依附其上的字喃)被迫退出了越南的历史舞台。
但法国人的目的不过是“首先以欧洲字母拼写安南语言的被称为‘国语’的文字取代(汉字)，然后再以法文取而代之”。国语字的使用只限于小学低年级的越、法双语教育，小学高年级和中学以上，法语处于独尊地位。“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之后，在一个较远的未来，它(越南语)可能走向消亡，给这个国家未来的法语留下一些单词。正像瓜拉尼人的语言为巴西的葡萄牙语贡献了许多词汇一样”，殖民者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叫嚣。
虽然侵略者对于国语字的态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国语字本身也并非无可指摘，譬如没有f，却以ph代之，d用来表示z，而常见的d在国语字中反而是？;但它毕竟易学易懂，遂成为民族志士传播革命思想、争取民族独立的有利工具。1945年9月2日，在河内巴亭广场，胡志明宣读了他亲自用国语字撰写的《独立宣言》，庄严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
随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国语字就成为越南的官方正式文字。1946年颁布的宪法第18条甚至规定：“被选举人必须是具有选举权的公民，年龄不小于21岁，必须会读、写国语字。”这似乎不能完全归咎于民族主义下的“去汉化”。毕竟胡志明谙熟汉语汉文，另一位领导人长征的姓名也是直接来自这两个汉字;何况当时连毛泽东主席都一度认为“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54页)
今天的越南，国语字的官方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字喃则已成为只有极少数专家才能识读的死文字，至于汉字，仍意外存在于越南僧尼的学习之中——毕竟汉传佛教的典籍都是用汉文书写的。昔日的国语字借宗教而进入越南，今天汉字也借宗教而在越南存续，这或许就是历史的诡异之处吧。
参考文献：
苏彩琼：《越南文字的变迁与民族意识的发展》，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梁茂华：《越南文字发展史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