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一军事工程。它始建于周朝，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是最早的关于长城的典故。早在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时代，楚国最早修筑了防御别国入侵的“楚方城”，揭开了中国历史上记载的长城修建的帷幕;战国时期的齐、魏、赵、秦、燕和中山等国也相继修建了“诸侯互防长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修筑长城的狂潮，动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东汉哲学家桓谭在《新论》中载到：“夫以秦始皇之强，带甲四十万，不能窥河西，乃筑长城以分之。” 汉朝继续对长城进行修建，以抵御北方匈奴的侵袭。从汉文帝到汉宣帝，筑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鸭绿江北岸、全长近一万公里的长城，其中在位时间最长的汉武帝更是修筑长城的积极推动者。此后的东汉、北朝、隋朝等也没有停歇下来，这其中仅隋杨坚父子统治的38年里就曾大规模修建过5次之多。
后到宋朝时期，宋太祖宋太宗兄弟都是修筑长城的积极倡导者，据史学家考证：现在位于山西忻州市岢岚县境内的宋代长城，乃是杨业之妻佘太君的从弟、宋朝名将折御卿所修筑。到了明朝，再次创造了修筑长城的高潮，现存留于世的就是明长城，主要由张居正部下戚继光所督筑。至清朝，清康熙帝下令：永不筑长城。至此，大规模修筑长城才告一段落。尽管如此，小打小闹却始终没有停歇，并没有做到所谓的“弃长城而不用”：康乾年间的清政府曾修筑长城个别关口和城墙，对山海关等重要关口和长城段，都有相当规模的修缮和使用，而位于河北西北的“大境门”就是这一时期修筑的最大长城关卡之一;到了同治年间，还专门修筑了对付起义军捻军的清代长城，分布于现山东、安徽、河南、山西、河北之间，规模也不小哟。当然，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发起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号召。可以这么说，修筑长城史，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史之中，成为历朝历代帝王端赖“举国体制”的“保留项目”，长城也成为官家颂扬的“专利”对象。
不过，纵览中国历史，我们惊奇发现：中国史上真正没有修筑长城的只有两个朝代：唐朝和元朝。现今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唐长城牡丹江边墙(位于现黑龙江牡丹江市境内)，乃是当时由靺鞨族所建立的东北亚封建割据政权渤海国所修筑，与唐朝本身无关。元朝因为乃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所建立，其统治力量之强，统治地域之大，足见没有修筑长城的必要。那么，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唐朝又为什么不修筑长城呢？这就得从唐朝的第二任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谈起。
一代伟人毛泽东诗句中提到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唯有唐太宗让修筑长城之举戛然而止是有原因的。唐高祖李渊依靠儿子李世民绝世的军事才能攫取了隋朝政权而建立了唐朝，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他老人家的主要精力还在于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统一战争，同时加强政权建设，也没有精力去修筑长城。九年后，李世民即通过发动“玄武之变”从父兄手中血腥夺取了唐朝政权。唐太宗继位后随即调整了统治政策，采取了为政清廉，轻徭薄赋，团结各族人民，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使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史称“贞观之治”。但由于当时李唐王朝立国不久，尚处在外夷包围之中，北有东突厥，西北有高昌、西突厥，西有吐谷浑、吐蕃，东北有契丹、奚、高丽等。如何妥善地处理好唐朝与周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始终困惑着唐太宗。在他继位第三年东吐厥首领颉利拥众犯边，唐太宗本着“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者，下也”的原则，以“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为理由，一口拒绝了群臣劳民伤财在中大漠边缘修一道长城的请求。唐朝是在隋朝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唐太宗冷静地总结隋炀帝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认为不能善待胡人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他说隋炀帝杨广“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死者太半”，“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比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 他还告诫手下：“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唯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这表明他决不步其后尘的决心，因为他看到了大肆营造、虚耗民力的弊端。
在历数隋炀帝所有不是的同时，面对朝廷官员借助秦汉抵御匈奴的历史经验而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向其“请修古长城”的建言，李世民认为：“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他又对群臣说：“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这其中用意很明确，那就是用李世勣，他看重的是“人才”;避免“劳民”，他重视的是“人心”。在他看来，扫清外寇，消除边患，缔造和平，修筑长城并不是正确选择，人才与人心的作用才更强大而持久。当然，李世民的祖母独孤氏(与隋炀帝生母乃亲姐妹)、太宗之母窦氏都是胡人，身有一半有余胡人血统的李世民，在与对外政治、外交经济交往及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在高祖的“天下一家”、“胡越一家”大家气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总结出一种全新的“华夷一体”的安边理念，将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思想无数放大，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他摒弃了历代汉人统治者“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偏见，打破了以长城限定南北的旧有模式，广泛竭诚地团结周边各少数民族部落国家，大肆任用少数民族官员，并采取了茶马互市、联姻和亲、结盟纳降、因俗而治等一系列措施，表现出他所具有的“容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风范，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边区诸多部落国家纷纷并入唐朝版图或和亲称臣，尊李世民为“天可汗”;都城长安呈现出“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唐朝政权自此历经“贞观之治”、“开元之治”而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开放、最强大的国家。
君王有道三边静，何劳万里筑长城。在修筑长城问题上，唐太宗李世民别具只眼，特立独行。“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乐乐之，如骥尾受苍蝇，可使日千里也。”唐太宗在安边问题上突破了传统思路，没有将长城看作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他对长城的作用与意义评价自然也不积极，而且影响了唐朝政权后来的所有统治继承者。
当然历史上贬损长城的也还大有人在，尤以唐朝文人为甚(也许是在迎合拍马屁哟！)。唐代诗人胡曾在《长城》诗中写道：“祖舜宗尧致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唐代诗人王翰在著名的《饮马长城窟行》吟道：“归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这也大抵代表了当时的民意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