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说话艺术兴盛发展，说话人往往喜欢搜集神奇怪诞的传说耸动听众，以此谋生，武王伐纣事因年代久远，史书中即有神话成分，又自先秦后流传成不少神话故事，遂成为说话人绝好的讲话资料。
《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或称《吕望兴周》，为上、中、下三卷，就是宋代说话人的旧蓝本，经元代说话人补充修订，在至治年间(1321—1323)由建安虞氏刊刻的。
《武王伐纣书》只分上、中、下三卷，无回目，但书中有图四十二幅，图上均有题句，也可代替回目，赵景深先生在《〈武王伐纣平话〉与〈封神演义〉》一文、胡士莹先生在《话本小说概论》下册中，曾对平话与演义内容做过比较。
平话中四十二幅题句如下：
1.汤王祝网
2.纣王梦玉女授玉带
3.九尾狐换妲己神魂
4.纣王纳妲己
5.宝剑惊妲己
6.文王遇雷震子
7.八伯诸侯修台阁
8.西伯谏纣王
9.西伯宝剑惊妲己
10.摘星楼推杀姜皇后
11.酒池虿盆
12.炮烙铜柱
13.太子金盏打妲己
14.胡嵩劫法场救太子
15.殷交梦神赐破纣斧
16.刳剔孕妇
17.纣王斫胫
18.皂雕爪妲己
19.文王囚羑里城
20.赐西伯子肉酱
21.西伯吐子肉成兔子
22.雷震破鼓三将
23.纣王赐黄飞虎妻肉
24.太公捉黄飞虎
25.飞廉费孟追太公
26.比干射九尾狐狸
27.剖比干之心
28.剪箕子发
29.太公弃妻
30.文王梦飞熊
31.文王求太公
32.太公下山
33.武王拜太公为将
34.南宫列杀费达
35.离娄师旷战高祁二将
36.伯夷叔齐谏武王
37.太公烧荆索谷破乌文画
38.太公水淹五将
39.太公破纣兵
40.八伯诸侯会孟津
41.烹费仲
从这些题句可窥知平话内容的大概。
《封神演义》从开头至第三十回，除去哪吒出世的第十二回至第十四回外，几乎全是据平话内容加以扩充编写的。从第三十一回起，才暂抛开平话，专写“三教佥押封神榜”和“三十六路伐西岐”的神怪故事，由五万字的平话扩展成七十万字的演义小说。中间只将烹费仲和伯夷叔齐谏武王事插入。
《封神演义》写到第八十八回孟津会师时，才又将平话中尚未采用的内容衍入，如刳剔孕妇，囚箕子，除千里眼、顺风耳，火烧邬文化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些学者认为《封神演义》的作者只是一个改作者，不是创作者。这种说法不够公允，因《封神演义》比平话扩充了约十四倍，而且所采用部分也做了较多变化、发展，这正如《西游记》、《三国演义》与平话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推陈出新的再创作，是全新的作品，决不只是改作者。
《武王伐纣书》因是宋代说话人的蓝本，来自民间，故能突破儒家封建伦理观念的说教，表达了强烈爱憎。如文王姬昌对被纣王囚禁羑里城之仇和其子伯邑考被醢之恨，刻骨铭心难忘，以致“胀于心，因此得疾染患”，临终前叮嘱太子武王“不得忘了无道之君，与伯邑考报仇”，含恨而逝。武王继位后，忙于治国政，“不念伐纣之事”，太公作“韬书，放在武王御案上”。武王见后“大喜，遂宣文武至殿评议”，决定筑坛拜将，命太公率军伐纣。于是“太公前进，武王御兵后随”，兵伐朝歌，生擒了殷纣王。殷郊本是殷纣王的太子，因纣王听信妲己之言，将太子生母姜皇后推下摘星楼摔死，又欲杀太子，殷郊被胡嵩救出法场，得神人赐破纣斧，所以殷郊请命“一斧斩了纣王”。此中的周文王、周武王以臣叛君、弑君，殷郊以子叛国、弑父，均表现得很果决，很激烈，反映了民间的爱憎观。但此部平话内容不够丰富，情节简单，叙述不够细致、生动，人物性格不够鲜明，文字又比较粗陋，做为一部文艺作品，水平不高。
《封神演义》虽然深受《武王伐纣书》影响，但它的叙述方法并非直接承袭这部平话，还另有所本。
据孙楷第、胡士莹、柳存仁、周贻白 等先生考证，在《封神演义》刊刻之前，明人余邵鱼编《列国志传》(全名作《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中，其第一卷“苏妲己驿堂被魅至太公灭纣兴周”，共有十九则，叙述武王伐纣故事，与平话中内容略同。《列国志传》八卷，仅第一卷叙述姜太公灭纣兴周事，“然无封神之说，其所敷陈之事，虽与《武王伐纣书》大同小异，而神怪色彩却抹去不少，其叙事多出以简炼之笔，不逞想象，不涉夸张，比较接近史实。”
《封神演义》作者是以《武王伐纣书》为蓝本，又参考了《列国志传》卷一中内容，而创作出这部长篇小说的。但《封神演义》标明重在斩将封神，所以大量描写战争，侈谈神魔，在阐截二教斗胜中又杂入佛教内容，神怪色彩、宗教色彩较浓。
从下面两个例子，可见三种书的演化与承袭关系。
《武王伐纣书》中终南山白水洞贤人文素献“宝剑惊妲己”，“剑似一条大蛇走赶”，妲己请纣王将剑“送在太庙内挂了”。
《列国志传》则演化为“云中子进斩妖剑”，“纣王即将木剑悬于后宫”，妲己“昏卧于榻”，乞纣王下令“出木剑焚于宫外”。
《封神演义》中仍为“云中子进剑除妖”，“挂在分宫楼”，妲己“昏昏惨惨，气息微茫，恹恹若绝”，纣王急命左右将木剑“用火作速焚毁”。又如殷交事，
《武王伐纣书》中，殷交为殷纣王之子，因母亲姜皇后被害，心怀不愤，也险遭杀害，被将士救出。他得神人授破纣斧，投奔武王为将，破殷，亲自持斧杀了纣王。
《列国志传》觉得这做法太过份了，遂演化为“纣王自焚，妲己则由殷交手刃”。
《封神演义》内容前半部分与上述二书近同，但后面则演化为殷郊奉九仙山广成子之命下山助周灭纣，途中受申公豹游说，违背师命，兵伐西周，在“岐山受犁锄”。
这种演变，反映了三个不同时代中不同作者的封建伦理观念，很值得研究。
《封神演义》在创作上受儒家思想影响较重，又因题材所限，陷入种种矛盾。儒家主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恭守臣节，仁孝治国。但孟子又提出民贵君轻，“民惟邦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代民伐罪的民本思想。董仲舒虽提出“君权神授”，但他又认为：“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宣扬的虽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观念，但其中又有儆戒当政者勤于政事，重视民间疾苦的一面，即施仁政、顺民心，也隐念有民本的思想。
《封神演义》正是从儒家的这些观念出发从事创作的，因此对《武王伐纣书》、《列国志传》中有些故事、有些人物加以改造。
如为了粉饰周文王姬昌，写他虽被纣王囚禁羑里，又杀害了其子伯邑考，但他临终时一再叮嘱武王姬发道：
“我死之后，吾儿年幼，恐妄听他人之言，肆行征伐。纵天子不德，亦不得造次妄为，以成臣弑君之名。”
“商虽无道，吾乃臣子，必当恪守其职，毋得僭越，遗讥后世。”
并叮嘱姜尚道：
“今日请卿入内，孤有一言，切不可负：倘吾死之后，纵君恶贯盈，切不可听诸侯之唆，以臣伐君。丞相若违背孤言，冥中不好相见。”
最后，文王姬昌感喟自己“蒙纣王不世之恩，臣再不能睹天颜直谏，再不能演八卦羑里化民”，“言罢遂薨”。
在作者笔下的文王没有一点反抗性，是典型的忠臣。
作者笔下的武王也是如此，当姜尚上出师表时，武王坚决反对，认为“纣王无道，君也，孤若伐之，谓之不忠”，“有辜先王之言，谓之不孝”，他希望：“孤与相父共守臣节，以俟纣王改过迁善，不亦善乎？”后经姜尚、散宜生一再谏言，要“行吊民伐罪之师”，“代天以彰天讨，救民于水火。如不顺上天，厥罪惟均”，才勉强同意。
当兵过首阳山时，伯夷、叔齐阻兵谏言，“武王听罢，停骖不语”，心存愧意。当兵围朝歌时，东伯侯姜文焕鞭伤纣王后，武王竟对众诸侯道：“今日这场恶战，大失君臣名分，姜君侯又伤主上一鞭，使孤心下甚是不忍。”当纣王在众叛亲离后以火自焚时，武王见摘星楼火光冲天，“掩面不忍看视，兜马回营”，并对姜尚叹道：“你我皆为臣下，曾北面事之，何忍目睹其死，而蒙逼君之罪哉？”
作者通过种种事件、种种细节描写，美化文王、武王是仁义之君，千古圣贤。
至于说殷纣王之荒淫无道，这是周人的大力宣传，究竟如何，因历来留下的都是对胜利者有利的史料，真伪难辨。不过，这是历史学家研讨的问题，与《封神演义》关系不大。
又如殷郊，本奉老师广成子之命下山助周兴纣，殷郊听申公豹之言，不欲“子助外人而伐父”，遂兵败岐山受犁锄。死后殷郊怨心不服，一阵风径往朝歌城来”，见“纣王正与妲己在鹿台饮酒”，便立于御前谏言道：“父王，孩儿殷郊为国而受犁锄之厄。父王可修仁政，不失成汤社稷。当任用贤相，速拜元戎，以任内外大事。不然，姜尚不久便欲东行，那时悔之晚矣！”
作者笔下的殷郊已由平话和《列国志传》中的叛逆者，大义灭亲之士，变为封建社会中忠于社稷的孝子贤孙了。
作者不仅从儒家的三纲五常、君权神授、仁政化民观念出发，而且在小说中还有一根宿命论的弦在颤抖、哀鸣、低唱，贯于始终，不仅周兴殷灭是天命，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吉凶祸福，生与死，皆由天定，无法改变，所以“三教共议封神，其中有忠臣义士榜者;有不成仙道而成神道者;各有深浅厚薄，彼此缘分，故神有尊卑，死有先后”，“此是天数，非同小可，况有弥封，只至死后方知端的”。殷纣王正因为荒淫无道，逆天行事，才使天人共怒，诸侯叛反，自取灭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