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当时的国民政府情急之下移驻河南洛阳办公。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实际上西北地区贫穷匮乏,地方势力强大,加上紧邻晋绥,国防地理毫无优势可言。
参谋次长杨杰撰写《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经过一番论证后,谋国之士一般倾向成都、西安,前者的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1933年内斗不止的四川军阀再起纠葛,刘湘一举击败刘文辉,大有统一全川之势。蒋介石开始将眼光转向西南。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观点:“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
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战略总后方”的呼声很高,如何把四川纳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为蒋介石“安内攘外”步骤中的一项重要环节。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逐渐沦为防区林立,大小军阀混战不休的舞台。经过多年营私内耗,最后剩下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互争雄长。中原大战时,刘文辉等人公开附和“反蒋”阵营,而据守川东门户重庆的刘湘则号召渝市党政军各界“救党驱汪”。反过来,蒋介石支持刘湘统一四川。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电召刘湘入京商讨川省“剿共”及整理川政办法,大体决定仍由刘湘负责军事指挥,南京尽量补助饷款、械弹。作为“回报”,刘湘“允许”南昌行营组建参谋团,进入重庆安营扎寨,督导“剿共”。1935年2月,新一届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正式成立。3月初,蒋介石从汉口搭机飞渝,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川省土地。没过多久,势力相对较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被迫辞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等职,国民政府迅即掌控黔省。7月上旬,中央宪兵第5团和炮兵第2、第3营先后入川,刘湘同意让出重庆,迁移省政府至成都办公。
伴随南京中央势力在四川、贵州渐渐站稳脚跟,蒋介石变得信心满满:“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8月13日上午9时许,进入上海的中国军队在日军首先越过对峙线的情况下,奉命发起攻势,揭开了淞沪会战的序幕。淞沪会战的直接目的在于“赶敌下海”和引发英美列强干涉,结果真的起到了分散日军兵力、“引敌南下”的战略作用与意义。鲜为人知的是,实际上陈诚早在1936年10月就曾提出过类似设想,“日军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
李宗仁对此有着不同看法,他认为主要是日本缺少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气魄雄伟的战略家。如果日本一开始就派遣三十个师团分途进犯,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联系,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流域西进夹击,与其南下的主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即可轻松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然后就能越秦岭占成都,穿三峡占重庆,经广西入贵阳,攻占中国各重要城市。
11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达汉口,随即正式向世界各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