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个问题，小编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若是当年曾国藩造反称帝的话，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当年的条件是不允许的，所以他是没有用那个能力大一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按曾国藩的性子，早就造反称帝了。
1864年六月(同治三年)，曾国藩统帅的湘军在曾国荃率领下攻破了太平天国首都金陵，太平天国就此覆灭，而正是湘军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
曾国藩也因此被清廷封为一等勇毅侯，赏穿黄马褂，戴双眼花翎御赐紫禁城骑马的待遇，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有“中兴将相十九湖湘”的说法，湘军上下志得意满，忘乎了所以。
紧接着就发生了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递给曾国藩一张写有“东南半壁无主，老帅岂有意乎”的纸条;之后曾国荃率领湘军三十多名将领来到大营劝进(曾国藩称帝)。没有料想到的是，曾国藩将彭玉麟的纸条吞到嘴里，在湘军将领面前一言不发只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就离去了。
曾国藩为什么不接受湘军众位将领的意见，坐拥东南半壁江山，与清廷抗衡呢?在古代，造反也是一门比较复杂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失败，不能出任何的问题，也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
曾国藩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打出什么旗号，以什么名义起兵推翻清朝。
古代讲究出师有名，名正言顺。曾国藩起兵的旗号和名字如果名不正言不顺，起兵必然失败。不要小看了起兵的旗号和名义，如果起兵的名义对了，则一呼百应，豪杰景从;反之，则兵败如山倒，死无葬身之地。
当初，洪秀全杨秀清以恢复汉人江山为口号，打出“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旗号。在清朝腐败统治下的各地民众纷纷加入太平军，捻军在北方遥相呼应，一时间太平军横扫东南如卷席，占据了东南半壁江山。
曾国藩看到太平军信上帝教，所过各地，烧毁书籍，捣毁孔庙、关庙等等举动，便举起了保护儒家文明的大旗讨伐太平军。《讨粤匪檄》“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把自己树立为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师，维护传统文化和人伦礼教的卫道士。从而号召了一大批读书人站到了自己身边，根据容闳在《西学东鉴记》的记载，鼎盛时期，“各处军官寄于曾文正之大名者不下200人，幕僚又有100多人，此还更有候补官员、怀才志士，以及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聚集，各尽其才。”
当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就不能再打太平军“恢复汉人江山”的旗号，那样就和当年的吴三桂一样，早就失去了汉人的信任，汉人不会为了支持他的;也不能以维护传统文化和人伦礼教的名义起兵，因为清朝入关以来尊孔，康熙几次拜谒明孝陵等等举措，在文化上清王朝就是传统的维护者。
曾国藩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起兵的时机不适合，已经失去了最佳的时机。
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后，起兵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了。那么最佳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呢?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咸丰皇帝逃亡热河，长江以南有太平军，以北有捻军。清王朝内忧外患，这个时候才是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的好时机，如果曾国藩率军在江西起兵，面临的形势一片大好。这个形势就是元末朱元璋所面临的北方有元朝朝廷，长江上下有几股势力，只要联合太平军、捻军，何愁清廷不灭。
然而太平天国覆灭后，清廷也早已开始防范曾国藩，在金陵周围布置重兵，僧格林沁的骑兵也开始部署在河南。而且东南半壁经历了十几年的战乱后，造成的是遍野白骨，满地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以富庶著称的长江下游各省，受祸尤烈，几于无地不焚，无户不掳，死亡殆尽。幸存者亦均面无人色，呻吟垂毙。人口凋敝，百业俱废，人心思治，早已不能支持曾国藩起兵。
曾国藩面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湘军特殊的建制和使命已经不适合用来起兵。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曾国藩在其家乡，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以保卫乡土为口号，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命名为湘军。湘军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大多是封建儒生，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
曾国藩与一些重要将领既是同乡，又有同学、师生、亲友的关系。湘军的士兵由营官自招，并只服从营官，上下层层隶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是一支临时性的军队。但是勇营的临时性质和组成(从农民中临时征募)，使得其素质和战斗力都是很低下的。
天京之役湘军人数达到高峰也才12万人左右，经历了长期的出省作战后，湘军和各地绿营兵联合作战，也逐渐被传染了官军的油滑风气。在进攻太平天国的后期，湘军也出现了各种原本只有绿营才有的现象。包括缺额不补、败绩不报、骚扰地方、友军不救、私自离营等等。
这也表面湘军正在整个清朝的官僚和军事体制中，快速堕落。打下天京城后，湘军大肆屠杀，抢劫数日，湘军还获得了数量惊人的财物。但湘军上缴给清朝政府的缴获却寥寥无几。另一方面，却有人目睹湘军在长江江面驾驶船只，满载财宝和妇女向西返回家乡。
所以，1864年开始的湘军，已经人心思归，无心恋战。师老兵疲，湘军暮气已深，这些发了横财的湘军士卒在经历了十几年的浴血拼杀，早就厌倦了战争，这种情绪甚至连曾国藩都不能控制。当皖北捻军再度集结，曾国藩竟然调拨不动一兵一卒北上阻挡捻军。
次年，曾国藩受命北上剿灭捻军时，还有十八营湘军没有裁撤，可竟无一人愿意跟随老帅出征。最后竟只有一营勉强跟随曾国藩北上。此时湘军已经到了不能战且不愿战的地步。湘军成立初期，因为没有军饷，他们沿途设卡，靠收买路钱来保证军饷。没有军饷，湘军是不会跟曾国藩走的。
曾国藩所面临的第四个问题就是朝廷的态度。
朝廷对他早有防范。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7月，曾国藩攻下了岳州府，立下了赫赫战功，而清廷只赏给了他三品顶戴，其实他早已是二品朝臣。同年8月又攻陷武汉，一道圣旨，令他代理湖北巡抚。可有大臣密奏：“匹夫一呼百应，此并非朝廷之福也。”在短短的7天之内，湖北巡抚之职易主。
后又赏兵部侍郎衔，其实此职并无多大作用，多年前他就居此官位了。湘军攻陷天京后，清廷不准曾国荃800里红旗奏捷，继而又赖掉了咸丰帝生前“取江宁者封王”的许诺，只给了曾国藩一等侯的爵位，同时又追究伪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脱的责任。
还有拥有七万多淮军的李鸿章和拥有楚军的左宗棠与曾国藩并不是穿一条裤子，还有许多龌龊。曾国藩派李鸿章去上海就是为了上海能够出丰厚几十万的军饷，然而李鸿章到达上海，就立马组建自己的淮军，对曾国藩筹划湘军的军费丝毫不理。对曾国藩来说这两人是极大的牵制。
曾国藩的年龄太大了，造反要趁年轻啊，攻克金陵时，曾国藩已经五十多岁了，有老婆，有儿子，有兄弟，身后有曾氏家族近数十口人。曾国藩不能为了一己之私将整个家族的性命都搭上。最大也最主要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平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曾国藩没有称帝的野心，他的个人追求是做一个中兴名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
曾国藩在金陵城破后，功成身退，裁撤湘军，没有起兵称帝，避免了战乱。湘军、淮军、北洋军这些军队效忠将领而不效忠国家，汉人地主武装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权力，为清朝的覆灭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