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一批有能力的文官，他们为国家做出了不少贡献。明朝军队强，名将不少。明朝制度不错，但跟不上形式的变化以及执行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灭亡实乃气数已尽，最终1644年灭亡。每个朝代的灭亡都是有一定的原因，或者被某些人摧毁，那么明朝是怎么灭亡的？明朝又是被谁灭亡的呢？下面探秘志小编就为大家带来看看关于明朝灭亡的那些真相。
首先是北方：明朝自开国以来就与蒙古人作战，开始还能占到上风，后来就被蒙古人压着打，连皇帝也被俘虏了去，如此打了两百年，明朝国力损耗很大，与蒙古人签订了《隆庆和约》，赔了不少钱财，边境才稍微安宁一些。谁知蒙古人刚消停点，女真人又兴起，从此明朝直到灭亡，也没有缓过气。
其次是南方：明朝建国之初，东南沿海就有倭寇骚扰，虽然规模不大，却着实让明朝头疼。为此，明朝搞了个“不征之国”，主动向日本示好，希望缓和双方矛盾，日本却不闻不问。后来，明朝又搞了个郑和下西洋，想“耀兵于异域”，以此震慑日本人，谁知日本人仍然不买账，骚扰规模越来越大，而西洋各国又争着上门讨赏，明朝只好收缩防线，再不搞什么下西洋了。明朝中期，倭寇势力坐大，深入江南各地，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幸好明朝有个戚继光，在东南沿海作战，日本人才渐渐收敛。日本人消停了点，西洋人又趁虚而入，占了澳门、澎湖、台湾。此后明朝直到灭亡，也没能驱逐西洋人。
明朝从建国之初，其正面北方先有蒙古，后有女真，成为明朝的大敌。而在明朝的背后南方，先有倭寇，后有洋人，是明朝的隐患。终明一朝，始终陷于南北夹击之下。
顾炎武在明亡后既参加抗清斗争，又对明亡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沉痛的指出：明不亡于盗寇，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
顾炎武此说一针见血，指出了明亡的内在原因，并不是因为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也不是明末的朋党之祸，而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想颓败而一发不可收拾。前两者都是外因，是标，而后者才是内因，是根本。
晚明社会，士人大多信奉“心学”。王阳明初创“心学”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宋儒理学。他针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论调，提出了“致良知”三字。他要求将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要求用通俗简练的语言去阐释伦理道德。王阳明开始肯定个体的独立存在价值，变宋儒“捆缚如楚”的被动接受为“轻快洒脱”的自我感悟；也不再象程朱理学那样唯重抽象思辩，而是立足于显示生活，主动承担对“愚夫愚妇”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的“心学”客观上起到了“放纵人欲”的实际作用。于是明代中期以后，知识阶层冲破程朱理学的束缚提出的思想观点，淋漓尽致地发泄满腔怨恨，无所顾忌地追求狂放不羁的名士风度，顶着“伤风败俗”的骂名创作“淫词小说”。
到明代后期，王阳明“心学”进一步分化。其中所谓“王学左派”更是明确肯定了“人欲”存在的合理性，不但彻底否定了程朱理学，亦偏离了王阳明的轨道，所谓“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至于“异端之尤”的李贽，更是猛烈抨击程朱理学，认为《六经》《论语》《孟子》都是后人编造而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数也”。当时李贽的学说，产生了惊世骇俗的社会影响：海内无不读先生之书，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读之不已，或并其伪者而亦读之也。
从上可以看出，王学特别是王学左派在反对宋儒理学的极端时，自己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放纵人欲。
人欲放纵容易，要收敛就难。各种清规戒律要普通人去遵守，势必会造成了许多“假道学先生”。但人们一旦找到了纵欲的理论，甚至形成了放纵欲望的社会风气，想要匡正就更难了。明末社会“好货”和“好色”形成了社会的潮流。一方面为了追求物质利益，不择手段。社会上的那些骗子采用的各种方法，可以说是当今社会同类骗术的祖宗，应有尽有，为了物质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士人们也毫不逊色，如“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善于撰写祭文。其文价甚高，且一定须预付定金才肯下笔。他有位朋友父亲逝世，想找他帮忙写篇祭文。几天后，文征明竟异常痛苦的找到那位朋友，说：“你就先拿一锭银子放在我案头，这样我才能看着它写出祭文来，写完之后，我就把银子还给你好不好？”这则故事虽然出自野史，但也能反映当时社会士人的普遍心态。另外就是纵情声色，社会各阶层都趋之若鹜。在明代后期的那些拟话本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事例，如通奸、狎妓、集体淫乱等。
于是晚明社会风气败坏而不可收拾，士人们在愤激焦躁中如醉如痴。社会之糜烂，比《金瓶梅》中描述的毫不逊色。就是当时主张“寓教于乐”的冯梦龙，在其“三言”中也能发现许多这样的记载。虽然冯梦龙的主观意愿有劝导的目的，却在客观上反而起到了引导作用。在李自成攻进北京后，冯梦龙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小说起到的实际社会功用，最后在忧愤中吐血而亡。
可见，社会主流思想对社会风气的影响至关重要。在一个人际关系极度紧张和社会秩序异常混乱的社会中，统治者如果不能用正确的思想引导，那么明朝的灭亡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啊！
读过不少明史，包括《明朝那些事儿》，发现一讲到明朝灭亡，都大义凛然说，罪在政治黑暗与制度腐败。这结论，你要琢磨，属于“帝国行政史”，其实大而无当，不怎么靠谱。
明代灭亡，清军只是外因，根本原因是李自成与张献忠两股农民军。农军哪来的？来自陕北延安。李自成与张献忠都是陕北人，骨干也以陕北饥民为主。
为何陕北闹饥荒？因为地主兼并土地，民不聊生？不对。陕北土地贫瘠，以小农为主，地主不多。他们没比普通农民多几亩地，要是闹旱灾，他们也一样束手无策。其实，饥荒的原因很简单：明末人口逼近2亿，而粮食增长的空间耗尽，难以负荷，各方面都出现崩溃的征兆。
与此同时，西北（特别是陕北）的军人及预备役军人很多，是明军的兵库。全世界，军人都是必须安抚的，就是现在美国，招公务员也优先照顾退伍军人。然而，西北明军活得实在很惨。崇祯时，都督卢象升巡视边防后给朝廷汇报西北军人惨状：“今逋饷愈多，饥寒逼体，向之拿钱借债，勉制弓矢枪刀，依然典卖矣。多兵摆列武场，金风如箭，馁而病、僵而仆者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绔者，有少鞋袜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实际上，明亡之前二三十年，部队因为欠饷哗变的屡见不鲜。
难道明朝官员没脑子，故意开罪军人？不是。农军起义之初，总督杨鹤计划招抚，出粮赈济。农军一听政府有粮食补助，便偃旗息鼓，招抚受降，不闹事了。但陕北多少人，多少张嘴，政府赈济得过来？本来赈济就杯水车薪，再碰上克扣，“所救不及十一”。最后陕北义军卷土重来，席卷南北，也就天下大乱，不可收拾了。
如果农军是普通农民，政府或许可以动用职业军人击败，但农军的骨干也是职业士兵，明军就打不赢了。原因很简单：同为职业军人，一边是有饭吃的官军，另一边是快饿死的叛军，你说谁的斗志强？而且，官军也闹粮荒，不少官军跟农民军打着打着，饿极了，也造反了。
这个现象，人类史上叫做“马尔萨斯问题”。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必定高于粮食供应，最终导致人类大危机。而且他认为，这个问题无法根本解决，就算粮食暂时增长了，人口也会跟着增长，但粮食不可能永远增长，因为土地和产量必定有限。那怎么办？一种办法是节育，马尔萨斯赞成这办法，但在避孕药和避孕套之前的明朝，节育只能当作社会奇谈。另一种办法，马尔萨斯也说了，但不赞成，那就是打仗，互相杀戮，杀到最后，人死得差不多了，残存者又可以继续生活。
很不幸，大明帝国只剩下这条路。
饥荒引发叛乱，反过来，叛乱又破坏秩序，秩序一乱，种粮食的人也就少了。这样便是恶性循环：越乱，越没人种粮食；越没人种粮食，越乱。据记载，义军狠，官军也狠，双方疯狂抢粮，叛乱席卷的四川，最后吃光了粮食，吃光了农民，最后部队内部互相残杀，吃自己人的肉，惨不忍睹。
除了节育与杀人，大明帝国就没有别的解救办法？
答曰：有。正在这时，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那就是花生、玉米、番薯、土豆等美洲高产作物。当时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革命正在全世界进行。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印第安人培育的作物如番薯、玉米、马铃薯、烟草、辣椒等迅速传遍了全世界，包括中国，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
对欧洲人来说，最重要的是1588年到来的马铃薯，马铃薯最先到达爱尔兰，而且来的正是时候。爱尔兰不适宜谷类生长，粮食问题向来严重。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英国人又殖民爱尔兰，把好耕地抢走了，爱尔兰人只能在缺水的贫瘠土地上种点东西糊口，经常闹饥荒。马铃薯改变了这一切。爱尔兰人发现，贫瘠的土地种出的马铃薯足够养活家人和牲畜，而且不费什么力气。于是100年间，爱尔兰人口从300万猛增到800万！德国、俄国和法国也大力种植马铃薯，从而结束了欧洲北部的营养不良症和周期性饥荒。原先，欧洲政治中心一直在南方，因为小麦在这里长得很好，马铃薯的出现导致了欧洲政治力量的北移，这种影响持续到今天。
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则是花生、番薯与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这些作物，今天讲起来平平常常，当年却相当于好几个“超级袁隆平”接连问世。比如，番薯耐寒，耐涝，耐碱，适应各种土壤和环境，抗虫能力强，产量极高，据记载：“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而且一年可种数季。明代较好的水田也不过亩产720斤左右，平均亩产不过240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土地养活的人口可以增加好几倍！多出来的田改种其他作物，又能养活更多的牛羊猪狗。土地出产的粮食和肉类大大增加，人口膨胀的压力也就大大减轻了。
花生约1530年到达中国，玉米是1531年，番薯则是1593年。它们到达中国东南时，明末大战乱还未开始。如果崇祯皇帝真有眼力，发现这些高产作物的价值，及时引种到西北，缓解极度紧张的粮食问题，或许可以避免1644年的灭亡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