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明朝我们就不得不说这个朝代的一些其他的事情了，就好比这个事情特有的阉党，特有的东林党等等，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两个党吧，话说这两个党派都非常的误国那么我们不妨问问看，那个党派的误国更加深厚呢?下面我们就着这些问题一起来揭秘分析看看吧!
答：东林误国，阉党害国。但究其源头，魏忠贤的阉党客观上是东林造就的，东林党的形成打破了明朝的内外朝平衡和明朝特有的一元政权格局，实是明后期党争之源、误国之源。
1、东林的形成和本质
东林党形成始于万历朝“争国本”一事。万历皇帝无嫡子，想立宠妃郑氏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但按照儒家礼制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原则，庶长子朱常洛则应为太子。于是一些较倾向于标榜道德，崇尚气节的文臣以祖制和儒法为依据与万历皇帝开始了几十年的“国本之争”。
东林党在几十年与皇帝“打擂台”中慢慢形成。其以江南士大夫为主力，以同万历皇帝和当政阁老作对为行动指南(阁老倾向“和浠泥”)。 “东林党”的名字起源于其早期主力干将顾宪成，因“争国本”被贬回乡创“东林书院”而来。
究其本质：是士人为限制皇权，打破明朝皇权一家独大，想重现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而结成的士人政治同盟。他们把那些破坏儒家原则，阿附皇帝、阁臣的士人叫作“邪佞”和“邪党” ，而东林诸君则自命“正人”、“清流”。
2、阉党的形成和本质
相较东林而言，魏忠贤的阉党只兴于天启朝，真正坐大也就三四年时间。万历48年，万历皇帝崩，他的长子(也就是东林党力保的朱常洛)继位为明光宗，可惜光宗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就死了，光宗的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明熹宗，也就是天启皇帝。由于东林党保驾父子两代有功，天启元年和三年，东林党两次借京察大典，将原来朝党上所谓“邪党”(含楚党、齐党、淅党、宣党等)全部贬黜外放，自已人则占据了朝堂几乎一切要冲位置，按照《明史》上的说法，这个时期是“东林势盛，众正盈朝”。
楚党、齐党、淅党、宣党等非东林派系士人为自保求存，只有依附当时大太监魏忠贤，组织了反东林联盟，阉党便初步形成。得到士人助阵魏忠贤权势日涨，东林党人发觉不妙，开始实施“倒魏”运动，天启四年(1624 年)六月，东林大将、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六、七、八三个月中，东林党人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多达七十余章，但魏忠贤有天启皇帝皇威加持，不但不倒，反而对东林党进行了反攻倒算，东林大佬叶向高罢相，骨干杨涟、左光斗等入狱，东林反对派看魏忠贤能力斗东林，于是大量纷纷加入魏忠贤集团，一些中间派和妄进派(含原东林内部不得志人士)也大量加入，阉党正式形成并坐大。
究其本质：阉党本质应是以太监为主力的皇家打手，代表皇家与士大夫进行权力博弈，但魏忠贤的阉党却成了反东林的士人联盟，其前期成员多是在与东林政治斗争中失利的非东林党士人，后期确多为幸进小人，导致成为整体道德水准较低的政治集团。
按东林对阉党的划分标准，依附或勾结权阉的就是阉党。那么东林也曾是阉党。万历皇帝死后，内朝大权就落到原来东宫的亲信太监王安手中，这种局面直到天启帝即位后的一段时间也没有改变。东林党中许多干将都是他的好朋友，东林党人能够在天启朝初期政治上迅速崛起，也是他从中协助。这样说来东林实质也有阉党嫌疑。
其实阉党是明朝一大特色，从明中后期以来由于内外朝的平衡的需要等原因(张居正也同大太监冯保相得甚欢)，所谓的阉党一直都存在。只不过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是明朝最大的阉党。在东林的“大力帮助”下，魏忠贤的阉党比王振、刘瑾的势力集团，要庞大百倍，士大夫大量加入入，最后几乎包括大多数宰相和大多数政府官员。所以说，东林挑起的明后期的士林派系之争，分化了士大夫阶层，造就了明朝最大的阉党，实为明后期党争之源。
二、东林党打破了明朝政治格局，大搞党争，是明末的误国之源
1、东林企图打破明朝独特的一元政治格局，导致皇帝与士大夫离心离德
明朝政治格局是皇权专制。这个从明太祖朱元彰废相时就确立了。废相遂形成绝对君主独裁的政治格局，所谓的内阁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实则也是宰相，(元代以前，皇室代表贵族特权之世袭，政府代表平民合理之进退，而宰相为政府领袖，君权、相权，互为节制)。张居正为首辅时，行使其实不是相权，实为代皇权。所以其自称是摄政不是辅政。但东林不同，东林的主张，其实是想恢复宋朝那种“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的二元政治格局，想通过儒家的道义来约束君王，并以指责、抵制、限制、批评皇家为荣，造成了皇帝与外臣的处处对立，外臣和皇家离心离德，政治上不能统一，实为明朝的灭亡埋下隐患。
2、东林不合时宜的改革，加速了明朝政权的解体
明朝中后期，朝堂上可分为内朝和外朝。内朝以司礼监各位大太监为主，负责帮皇帝处理由外朝呈入的政事。是皇权的真接代理人，实际上代表皇权。外朝以内阁和六部为主同，是为政府，代表士人阶级。明室政治之支撑点，是皇权与士人阶级的统一和妥协(以皇权为主的一元政治)。
可是东林的出现，企图打破朱元彰建立的一元政治格局，建立二元政治体系。这种想法不能说不好(可能更先进)，但在明末搞出来就不合时宜了。如果在明中前期搞，搞成了说不定是个大大的好事，但在明末那种内忧外患之时，政治格局宜稳不宜变，一变就更乱了，造成统治阶级分裂，恶化了政治局面，加速了明朝政权的解体。
3、党同伐异，党争误国，实为明朝亡国首因
崇祯皇帝继位后，出于政治需要(也可能真是年少无知)，为东林平反，东林人士在魏忠贤统治时期受尽迫害，一朝翻身就把歌唱，在朝堂之上大搞“非我同道，即是仇敌”的党争，导致在崇祯初年，朋党之争的激烈甚至超过了万历、天启时期。朋党之争由官场扩散到学坛，参加党争的由文官官僚普及到一般士子，朝野交错，热闹非凡。明末以党争误国事更是不胜枚举(陈新甲义和女真、李自成请封西北王以及南迁之事均被东林以大义的名义否决了)，东林人士高举“道义”大旗，对一切非东林党的人或言论(或不符件儒家道义的言行)无差别攻击，自已又提不出什么有效的治国方略，导致明朝的气数就在这热闹的党争中渐渐地油尽灯枯，无可药救。
后人论及，说“明季北都南都之沦没，皆由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专事内讧，无高瞻远瞩之识，无和衷共济之量，遂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故明社之亡，列于党争者皆有罪焉。”
魏忠贤的阉党大多是一群小人，无道德、无理想，作恶多端，但时间上只是为害了天启朝的三四年时间。有理想、有道德的东林党，形成于万历朝，执政于天启前期，影响了崇祯一朝，可惜东林诸君子只长于党争，善于道德绑架、却短于治国。所以说：阉党之害，为害于一时。东林误国，则误了三代(万历、天启、崇祯三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