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环境，唯有投机客才能游刃有余，其中的翘楚正是胡雪岩，尽管他曾经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赌赢无数次，可他仍然掌控不了这个谜一样的1883年。
“去年金嘉记闻因某宦提去存项二十余万，以至不能支持。今年泰来庄亦以票号立索存欠，以致倒闭。”(《论沪市衰象》，《申报》1883年12月6日，另注：去年、今年为农历年间隔，公历未跨年)
在东亚和东南亚贸易中广泛流通的墨西哥银币，国人成为鹰洋
金嘉记是一家上海老牌丝行，泰来钱庄则是上海一家信用卓着的钱庄，他们两家的倒闭，恰恰是今人总结的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的两个阶段性标志。
前者倒闭于1883年1月12日，欠款总额56万两，涉及钱庄达40家，要知道，当时全上海只有78家钱庄，这一下子就牵连了一多半。时间点又非常“寸”，正赶在农历年关之前，中国传统商业讲究年节结账，农历年就是账期终了，所有钱庄都要收回账款。
人人催债，市面银根愈紧，各行各业因周转不灵而倒闭的，“相继而起”。仅仅不到20天的时间，包括丝茶栈、什货行、糖行、沙船号、洋布号、铁号、棉花行等20多家商户倒闭，涉及日用品零售、进出口、原料批发、国内运输等多个行业。
当然，这些商户的结局也是他们持续亏损的状态注定的，比如《申报》2月2日报道的永安街生昌杂货栈倒闭事件，详细记录了店主李俊方积欠的8000-9000两巨款产生的细目，整个光绪八年(1882年)，他做金针茶74票、蚕茧3000两、丝头70担、颠色20、30担及鸭毛、瓜子、牛角等杂货，全部亏本。
做啥啥赔，也不怪当时的“某宦”，也就是“金嘉记”的某位股东或者官员债主，在年关之际把20万两巨款提走，或许他将钱投向了股市，又或许他只是觉得生丝贸易利润太低，毕竟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但却事实上拉开了1883年经济危机的序幕。
前文中，三解已经铺垫了许久，说明了晚清生丝海外贸易的诸多环节，其中涉及的货币种类就包括：铜钱、银元、银两、英镑。
复杂的货币体系，让居间的钱庄，更确切地说是胡雪岩这样擅长银钱投机的钱商如鱼得水。
怡和洋行经理波斯卫1856年从上海写信说：
“中国人谈到出口7万包(生丝)，除非缺乏银元，迫使价格降低到殷富的中国人认为投机买入不会吃亏，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出口更多。”(郝延平[美]：《中国近代商业革命》)
这位外国商人揭示了一个本质——半殖民地化的上海外贸的决定者，并不是供给和需求，而是“舶来银元”多寡决定的利润。
1895年，由于英国限制本土银币的流出，所以英国政府在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的造币厂铸造了新的贸易银元，用于英国在亚洲的贸易，因此严格说来仍然属于英国银币，标准称谓为"英国贸易银元"。
再进一步解释一下，是19世纪国际市场中，中国—英国(银元兑英镑)、上海—内地(银元兑银两)、政府—民间(库银兑民银)、钱庄—丝商(银两兑钱票)、批发商—丝户(钱票兑铜钱)，这种种盘剥关系的利润总和才最终决定了大商人们的商业选择。
现实生活中，当时的每一次兑换和金钱流动中，都有钱庄的盘剥空间，并向食物链最底端的生产者逐级转嫁成本、吞噬利润。尽管市场在理论上会因供需变化达到某种平衡状态，保护商业系统不致走向自毁，但在晚清复杂的货币体系中，某一种货币完全脱离了本土金融机构的操纵时，极端的意外情况根本无法避免，平衡也只能是梦想。
现实是晚清中国的银、铜产量都很有限，根本不足以满足市场对货币的需要，更不可能决定国际市场上这两种金属的价格和流入、流出，换言之，大清朝已经完全丢失了货币发行权，“钞票印多少由英国人决定”。
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整个江南经济区被纳入世界市场，在太平天国战争大破坏之前，这个区域一直是中国内部贸易体系的“发动机”，当它完全转向外贸，巨大的生产力甚至能和工业化的英国抗衡，萨缪尔亨廷顿曾引述过保罗贝罗克《1750-1980年国际工业化水平》估算的数据：
1860年中国占世界工业生产份额是19.7%，只比英国低0.2个百分点，同期的美国只有7.2%。(《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所有在华的商人，面对的都是一个强悍的生产力与落后的制度并存的诡异环境：
1840—1854年，每两纹银可兑换制钱2600文以上。(官方价格从顺治年间开始即800文)
1855—1865年，每两纹银可兑换制钱1200文左右。
1866—1873年，每两纹银可兑换制钱1800文以上。
1873—1904年，每两纹银可兑换制钱1200文左右。
1905—1911年，由1100—1400文，回涨到1800—2000文。
动辄50%，甚至100%的兑换价格变化，凸显了清末货币制度在国际金融市场中随波逐流的状态，除了大清朝廷无论涨跌都立于不败之地，所有商人，包括外国商人，发家破产往往都只在一念之间。
这样的环境，唯有投机客才能游刃有余，其中的翘楚正是胡雪岩，尽管他曾经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赌赢无数次，可他仍然掌控不了这个谜一样的18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