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帝国时代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足100年的粮食。史家通过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秘密：“贞观之治”与李世民没太大关系，任何人，都会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础之上，坐享“之治”的社会福利。
“贞观之治”，是令中国人永世怀想的一个伟大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皇帝温良慈善，百官恪尽职守，米缸里装的是吃不完的小米，田地里生长着绿油油的蔬菜……总之，这样一个近乎于传说中的美好时代，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一手创造出来的，所以他在中国皇帝排行榜上，理直气壮地占据了首位。但这一切，却只不过是一个骗局。
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6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但唐天宝十四年才垦田地1430万顷。隋炀帝登基时就有890万户，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380万户，国力差距可以想见。
隋朝时政府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着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十一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纵观历史，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使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其次，隋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促成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利在当时，功在千秋。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纵然是真的有什么“贞观之治”，那也是隋朝的功劳。
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李治心血来潮，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全国增加了多少人口？
高履行回答说：去年的人口增长，同往年一样，还是15万户。
李治又问：那咱们国家，现在有多少人口呢？
高履行道：380万户。
李治掐指一算：嗯，现在有380万户，贞观之治一共是23年，每年人口增长15万户，23年的增长人口数目就是360万户……不对啊。难道贞观之治刚刚开始的时候，人口总数不过是20万户？
高履行道：反正也差不了多少。
李治有点醒过神来了：大隋开皇年间，有多少人口啊？
高履行回答：当时的户口总数，是870万户。
李治大惊：你是说隋唐改朝换代时，把全国人口几乎杀光了吗？李治寻思了半天，又问道：那隋开皇时，生产的粮食有多少？
高履行道：当时的粮食，足够870万户吃50年。
李治大惊：当时有这么高的生产力吗……我明白了，贞观之治，就是带着不足十分之一的人口，狂吃人家足够50年吃的粮食……
关于这段对话，在《资治通鉴》中写得明明白白，即使我们把这段话打上八成的折扣，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隋唐之战，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是恐怖到了极点——天底下的老百姓，几乎要被赶尽杀绝了，余下来的人口，尚不足大隋开皇年间的十分之一。而大隋时代抓革命，促生产，生产出来的足够全天下人食用50年之久的粮食，就构成了李世民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大唐贞观年间的人口并没有少到如此恐怖的程度，那也不可能达到隋开皇年间的50%，而这就意味着，隋帝国时代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足100年的粮食。
总而言之，史家通过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秘密：“贞观之治”与李世民没太大关系，任何人，哪怕是让隋炀帝再回来，也同样会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础之上，坐享“之治”的社会福利。
唐太宗注意纳谏，注意节制徭役，都是事实，然而封建地主阶级对“贞观之治”的美化，却完全是着意的夸大。
《旧唐书.太宗本纪》、《资治通鉴》都说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判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至五岭，都夜不闭户，出门的人不必带粮食，可以“取给于道路”。《贞观政要》说得更具体，“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至于旅行者的粮食问题，“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真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乌托邦了！
其实历史上根本没有过这样的事实。贞观元年(627年)，关中饥荒;二年天下蝗灾;三年又发了大水。这几年中间，老百姓穷得卖儿卖女，流亡道路。贞观四年，天下大熟，流亡的农民才得还家。这是喘息方定的时候，怎么会一下子便富庶得不得了呢？两年之后，魏征还描绘过中原萧条的景象，他说：从伊水、洛水往东，直到泰山、黄海烟火零落。极目望去，到处都是荒原野草。贞观六年是这副样子，四年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还需要注意，唐太宗的节制徭役，是勉强地去做的，因此他常常会有违反这条政策的举动。这里按照年代次序，举几个例。武德九年(626年)初即位时，要点身材壮大的未成年人当兵，经魏征力争而止。贞观四年，修洛阳宫，张玄素谏阻，说：“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当时，他听了不免心惊，暂时停役。然而到了明年，不仅修了洛阳官，还修了仁寿宫(九成宫)。六年，魏征指出：“比来营缮渐多”，可知那时的徭役并不算轻。十一年，马周上疏，说当时多营不急之务，百姓怨嗟，批评太宗不像贞观初年那样“俭以息人”了。贞观十三年，魏征上《十渐不克终疏》，引太宗本人的话，“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并指出“顷年以来轻用民力”。十六年，太宗下令：今后有自己伤残手脚以避劳役的，“据法加罪，仍从赋役”。据说此风起自隋末，贞观中遗习尚存，所以下令禁止。以上两条，一言一行，最能暴露唐太宗的阶级本性，并且说明常有徭役较重的情况，不过不像隋末那样严重而已。贞观末年，人民赋役负担，还有继续加重的趋势。二十二年(648年)修玉华宫，“所费以巨亿计”。充容徐惠见连年用兵，营缮相继，宫廷习俗也颇奢华，上疏谏劝，说“人劳乃易乱之源”，尽管雇人做工，也“不无烦扰之弊”。至于剑南(四川)百姓，因为造侵略高丽用的船只，负担沉重，那年已经发展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了。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贞观时的实际情况是：农民的赋役特别是徭役负担，有时比较轻，有时比较重，但重的时候也没有达到使再生产无从进行的程度;唐太宗怕农民造反，执行不竭泽而渔的政策，但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本性，有时不免要加重剥削，他的好处是肯接受意见，注意改正。封建时代能够这样，就算是政治清明的“治世”了;肯这样做的皇帝就算是“明君”了。
历史上有过许多这类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我们肯定他是有所作为的封建统治者，但不必歌颂他，因为他终究只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没有隋末农民群众轰轰烈烈的斗争，就不会产生这样一个局面，不会产生具有太宗、魏征等人的观点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