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一直被看作是历代贤君直臣的楷模，是李世民标榜自己广纳谏言的招牌。魏征活着的时候，唐太宗把他当作“镜子”，主动结成亲家;魏征去世的时候，唐太宗“废朝五日”，亲笔撰写碑文。然而魏征尸骨未寒，唐太宗就出人意料的变了卦，不但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一怒之下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对于唐太宗这种“雷人”的异常举动，有人认为是魏征生前大力举荐的杜正伦、候君集接连落马，伤了唐太宗的心;也有人认为是魏征曾将自己记录的与太宗一问一答的谏诤言辞，拿给负责编写起居录的褚遂良作参考，犯了唐太宗的忌。这两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根源却是因为魏征屡次过火的“犯颜直谏”，使唐太宗产生“逆反心理”，推到墓碑不过是唐太宗因为长期受到压抑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发泄。
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明君主，为了开创大唐盛世的局面，为了实现千古一帝的梦想，所以他给了魏征“无限话语权”，让魏征时刻提醒和劝谏自己。在国家大事上，魏征像一位元老，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好像在教诲一个没有主见的幼主;而在皇帝私生活上，魏征像一位长辈，苦口婆心，声泪俱下，更像是在教育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据史料记载，魏征在为唐太宗效力的十七年内，有史藉可考的谏奏前后达二百余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甚至连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时候都让唐太宗下不了台。
魏征比唐太宗大20岁，如果放在时下，就是“60后”与“80后”的关系。年龄上的差距，代沟上的隔阂，意见上的分歧，必然会造成二人之间的冲突。魏征在呕心沥血的同时，却忽略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张、理想、爱好和私生活。唐太宗那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标新立异的开拓劲，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权，在很多时候都受到了魏征的干涉和阻扰。难怪有一次唐太宗守着长孙皇后的面大骂魏征：“早晚有一天，朕非杀了这个庄户佬不可！”能把“从谏入流”的唐太宗逼到这个份上，魏征的进谏确实过了头。
唐太宗并不是真心喜欢和相信魏征。他对魏征的许多谏言，表面上虽然接受了并且也这样做了，但一些时候并非发自心底。这是李世民作为政治家的一种政治姿态，他只是为了自己的皇权利益而不得不任用魏征，又不得不忍受魏征诸多一针见血不讲情面的进谏。他以对魏征的宽容来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尽管他见解都是正确的，但是主子就是主子，臣子就是臣子，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挑战天子的威严，这是李世民积怨旷久而导致魏征死后受辱的深层原因。
太宗对魏征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几次忿忿地说出“早晚有一天要将魏征杀头”、“我恨不得杀了这个乡巴佬”等话来，多次有过置魏征于死地的想法和杀机。《资治通鉴》有这方面的记载。如果不是魏征死在了侯君集案之前，结局还真是无法预料。
魏征这种慈父般的过火管束，在唐太宗眼里却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当皇帝的在很多时候说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脸色，这种长期逐步积累起来的压抑，总有一天就会像火山一样突然喷发，而魏征的“荐人失察”和“谏言外流”不过是唐太宗“悔婚砸墓”事件的导火索。贞观十八年，不听劝谏、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丽受挫后，不由得发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长叹，立即“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人，总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谛，皇帝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