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七月廿四，是城隍诞。民间也有五月十九是城隍诞的说法。清代梁绍壬说：“今七月廿四为都城隍诞辰，传是日为我国筑城之始。”广州的城隍爷是都城隍，城隍诞定在七月廿四自然是不在话下的。
确定广州城隍爷的“牛一”(生日)不难，但要说清楚它的陈年旧事便让人挠头了。去年底重修城隍庙时，广州满心欢喜打算到佛山迎回城隍爷的金身，好让它落叶归根，谁知佛山坚称，现存祖庙的城隍像是在佛山打造的，一直守在佛山。有知情街坊说：“广州城隍庙慨神像喺"文革"时通通搬走晒，都唔知搬咗去边。”广州旋即让市档案馆搜集有关文献，追寻广州城隍的下落。
在这宗无头公案有个了断前，笔者简要介绍一下广佛两地城隍的身世，供关注广州城隍下落的街坊和有关部门参考。
广东都城隍
明太祖朱元璋一登龙庭，便干了桩空前绝后的事：大封天下城隍，封京师城隍为帝，封开封、平滁等四城的城隍为都城隍，各府、州、县城隍授爵。广州府城隍授“监察司氏威灵公”(公爵)，秩正二品;南海县城隍授“监察司氏威灵伯”(伯爵)，秩正四品(洪武三年撤去爵号)。城隍从民间信仰的城池守护神升级为监察阴阳二界，掌管因果报应的神祗，正如一副脍炙人口的城隍庙联写道：“善恶到头皆有报，是非结底自分明”，城隍从此拥有监察腐败和维护社会正义的虚拟权力。
朱元璋这个彰显人间君主权威的举动，民间传说是因为他打小在土地庙长大，饮水思源，所以大封天下城隍。这分明是穿凿附会，若果如此，他该大封天下土地爷才对。倒是正史说穿了他的用心，指他有意让城隍“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俾幽明不得幸免”。这反映了他防止腐败、端正风俗的用心。在封建帝制下，城隍爷是不堪重任的，因而在后来的民间传说中，连它也成了腐败的主儿。
入清之后，雍正皇帝御准广州府城隍升级为广东都城隍。这事儿也挺有趣，广东之前早已有一个省城隍，不过它是“京官”，长年守在北京与其余十二个省城隍，“配享于京都城隍庙”，只有逢年过节才享受旅京粤人的香火，可谓“门庭冷落鞍马稀”。
说回省会城隍升级为都城隍那事儿。当年有的地方再塑神像，原来的府城隍像或是在原庙被移到一旁，或是另庙供奉;有的地方则保留原像换个名号，广东便是如此。《广东通志》说：“国朝雍正年间观风整俗使焦祈年奏请改为广东都城隍，巡抚司道皆谐展谒”，可见广东都城隍仍用原像，只经由地方长官拜祭便搞定了履任程序，这样子倒很符合粤人讲实际的性格。
佛山镇城隍
不错，按明朝的规矩，地方只设府、州、县三级城隍。虽然雍正实行改革，地方增设了都城隍，镇一级不设城隍的原则没变，但也有例外。
日本汉学家滨岛敦俊早注意到清代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一些强镇突破制度供奉镇城隍的现象。他认为，这些镇供奉其所在州或府的城隍为本镇城隍，镇城隍庙称“别庙”———即上级城隍在本庙之外另置的庙。清代佛山，“人稠地广，烟火十万余家”，与北京、苏州、汉口并称为“天下四大聚”，少不了要请一位城隍爷坐镇在那儿。
笔者认为，佛山当年到广州请城隍只是一道仪式，佛山迎回去的，应是广州府城隍的全副仪仗。这副作为权力标志的行头，在佛山被安置在原址位于丰宁铺的城隍庙里。但该庙碍于镇一级行政区域不能设城隍的规矩，另有一个别致的名字叫“城隍行台”。读者明察，帝王出巡驻跸的处所叫“行宫”，大吏出巡驻节的处所叫“行辕”或“行台”。所谓“广州府城隍行台”，用今天的话说，便是广州府城隍驻禅公署。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举措，正好应了一句老话：“快刀切豆腐———两面光”，广佛两地皆大欢喜。
如果广州城隍爷曾有这么一个曲折的经历，广州只好“叠埋心水”(一心一意)，重塑一尊城隍像了。不过这还不够，接下来该办的事多着呢，比如，《南海县志》说南海县城隍庙在十八甫南，有关部门能否考勘原址并在那里竖一块记事碑，为羊城留个记忆？又如，广东都城隍扬椒山是明朝自诩为“第一功名不爱钱”的名臣，“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便是他的绝笔，他弹劾严嵩被害后，成了北京都城隍，那么，他兼任广东都城隍的掌故又是怎样的？这些，都有待我们整理。
总而言之，光修建一座美轮美奂的城隍庙，无疑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