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在生命垂危弥留之际还不能认识到他之所以由小病而至性命攸关的地步，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他错在自己给自己开错了药方，草菅了自己的性命。可悲的是，东坡却不这样认为，反而还对朋友说，“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也。”其实，把责任推给老天，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只能是怨天尤人聊以自慰罢了。
东坡死在自己手上，他死于给自己开错了药方吃错了药。我这样说，不是危言耸听，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制造什么烟雾弹。
我这样说，不是危言耸听，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制造什么烟雾弹，而是在读了清人陆以湉所著的《冷庐医话》，看到“士大夫不知医，遇疾每为俗工所误，又有喜谈医事，研究不精，孟浪服药以自误。如苏文忠公事，可惋叹焉。”这一记载，才说出了上面这句话。《冷庐医话》卷一《慎药》篇有这样的一段记述。
建中靖国元年，公自海外归，年六十六，渡江至仪真，舣舟东海亭下，登金山妙高台时，公决意归毗陵，复同米元章游西山，逭暑南窗松竹下，时方酷暑，公久在海外，觉舟中热不可堪，夜辄露坐，复饮冷过度，中夜暴下，至旦惫甚，食黄粥觉稍适。会元章约明日为筵，俄瘴毒大作，暴下不止，自是胸膈作胀，却饮食，夜不能寐。十一日发仪真，十四日疾稍增，十五日热毒转甚，诸药尽却，以参苓瀹汤而气寝止，遂不安枕席，公与钱济明书云∶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细察病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庄生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三物可谓在宥矣，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也。二十一日，竟有生意，二十五日疾革，二十七日上燥下寒，气不能支，二十八日公薨。
余按：病署饮冷暴下，不宜服黄，迨误服之。胸胀热壅，牙血泛溢，又不宜服人参、麦门冬。噫！此岂非为补药所误耶？
近见侯官林孝廉《昌彝射鹰诗话》云：公当暴下之时，乃阳气为阴所抑，宜大顺散主之，否则或清暑益气汤、或五苓散、或冷香引子、及二陈汤、或治中皆可选用，既服黄粥，邪已内陷，胸作胀以为瘴气大作，误之甚矣，瘴毒亦非黄粥所可解，后乃牙龈出血，系前失调达之剂，暑邪内干胃腑，宜甘露饮、犀角地黄主之，乃又服麦冬饮子及人参、茯苓、麦门冬三物，药不对病，以致伤生，窃为公惜之云云。余谓甘露饮、犀角地黄汤用之，此病固当。至桂、附等味，公之热毒如是之甚，亦不可用也。”
东坡晚年历经磨难，命途多舛。他从被贬斥的儋州北归回到常州后，酷暑天里突发急病，急泻不止，病情不断加重恶化。可自以为精通医术的东坡，自病自诊，却有失误。照吃照喝，不以为是。病情加剧后仍不问郎中，自己按图索骥，照方抓药，错误的选用了人参、茯苓、黄茋等温补补药，虽是对症下药之举，但除“麦门冬”系清凉药外，“人参”、“茯苓”却是温药，可能为了补气而一并服用，而不以清热解暑之剂来医此热毒之症，应先治“热毒”再作补气，“药不对病，以致伤生”，结果很快就丢了命。这怎么能说东坡先生不是被补药所耽误了呢？怎么能说不是东坡先生自己的过错呢？据史书记载，苏东坡虽是文人却酷爱医术，娴熟许多药方，常给人开方抓药，自己生病从不请大夫，而是自己给自己开方子。关于东坡娴熟中药名有这样一则轶闻：有一次，苏东坡到黄庭坚家做客，刚到黄家，东坡的仆人就匆匆赶来说夫人有急事，让他速回。黄庭坚有心嘲弄他，就吟道：“幸早里(杏、枣、李)，且从容(苁蓉为中药)。”苏东坡头也不回，应声而答：“奈这事(苹果、蔗、柿)，须当归(当归为中药名)。”
东坡开药方医活无数，在历史上确有记载。
元祐四年(1089)东坡第二次到达杭州，元祐五年正月，由于涝灾和旱灾的连续危害，杭州爆发了严重的瘟疫。病人的主要症状是手脚冰凉，腹痛腹泻，发热恶寒，肢节疼痛等。这是一种来势汹汹的可怕寒疫，当地医生都一筹莫展救治无法。“天降苏知州救民于危难”，东坡亲自开了一剂名“圣散子”的药方，这个药方主治瘟疫，他让杭州宝石山愣严院的僧人按方大锅熬药，然后分设在杭州城街头，布施百姓喝药防疫，不问男女老少，各服一大碗，可避瘴气。东坡的这个药立马见效，患病轻的一大碗喝下去很快就能见效，病重的连服几碗，配上饭食也会得以康复。瘟疫被苏轼的“圣散子”降伏，“所全活者，至不可数”。
“圣散子”这剂药方来历也有些名堂，是东坡从他人手中得到的，这个方子在《苏学士方》和《苏沈良方》中都有收录。《苏东坡全集》第四卷《圣散子叙》曰“用《圣散子》者……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宇完复。”《苏东坡全集·圣散子后序》曰：“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全活者，至不可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己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严院修制，自立春后起施，直至来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径以施送本院……”苏东坡十分推崇“圣散子”的神奇疗效，亲自撰文说这剂药“饮食备常，百疾不生”加以推广。
尽管东坡通晓药理，自己会开方子，在遇到杭州那样大瘟疫中大显身手。保不准早有人把他当成扁鹊再世，华佗再生。这样东坡先生难免也会自信心膨胀，觉得可以一通百通包治百病，人家之所以没有挂出“神医”的牌子，还是要给天下郎中一口饭吃的。但他毕竟不是专业治医，也无从谈的到精通医术，偶尔客串一下，平常看个头疼脑热的小病也能药到病除。但遇到疑难顽症，就难免有看走眼、下错药的时候。可是他对自己的医术又过分自信，悲剧就这样酿成了。
苏东坡在生命垂危弥留之际还不能认识到他之所以由小病而至性命攸关的地步，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他错在自己给自己开错了药方，草菅了自己的性命。可悲的是，东坡却不这样认为，反而还对朋友说，“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也。”其实，把责任推给老天，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只能是怨天尤人聊以自慰罢了。这老天，百世万世都是这样的，它能承担什么责任呢？呜呼，真是令人扼腕痛心尔。
东坡的悲剧，告诉我们不要相信世界上真有什么万能的全才;告诫我们要严格注意掂量“术业有专攻”这句话的分量。如是而已，不是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