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犯错，是该听从法律的判决，还是道德的谴责？而在汉朝汉武帝时期很多朝臣都争相自杀这是怎么回事呢？
公元前173年，梁怀王太傅贾谊向文帝上书《治安策》，其中一条提到，大臣是天子身边的人，就算有罪，也不应和平民一样遭受戮辱。那大臣犯了罪怎么办？贾谊建议，如果是小罪，大臣们应主动身穿丧服，带着佩剑去接受处置；如果是大罪，听到了判决就应自杀。这就是所谓的“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文帝听从了贾谊的建议。
后来，文帝的舅舅薄昭犯了死罪，文帝就派公卿们去和他喝酒，劝他自杀，薄昭不肯；文帝又派群臣穿着丧服，到他家中哭吊，薄昭这才自杀。这种风气流传下去，渐渐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其权威性绝不亚于法律条文。
到汉武帝时期，无论大罪小罪，越来越多的大臣都义无反顾地选择自杀了事。就连其他级别稍低的官员也是“自杀成癖”。汉武帝巡游各地，先后有两位郡守因仓促中招待不周，不等武帝降罪，便双双自杀。苏武的哥哥、弟弟都是武帝侍从，一次他的哥哥扶辇行走，失手撞断了车辕，被官员弹劾为大不敬，他便立即拔剑自杀；弟弟则因奉皇帝之命追捕逃犯没有捕到，而服毒身亡。至于那些犯了必死之罪而自杀，或被皇帝下诏赐死的人，就更不计其数了。
西汉末年，汉哀帝的丞相王嘉屡次犯颜直谏，渐渐成了哀帝的“眼中钉”。后来哀帝终于找到王嘉的一个狠茬，召他到廷尉受审。
使者赶到丞相府的时候，见到了一幅熟悉的画面：丞相府的属员们流着泪，在那里忙着调和毒药呢！药调好了，可是王嘉不肯喝，属员们面面相觑，主簿劝道：“将相不面对法官诉冤，这是世代沿袭的惯例，您应当自裁！”使者如同“催命鬼”一般，板着脸在府门口等着。主簿再次奉上毒药，王嘉将药杯掷于地上，怒道：“丞相有幸位列三公，如果有负国家，理应在街头被杀头示众，为何要服毒自杀？”说完，王嘉穿戴整齐，在众人异样的目光中走出府门，跟着使者来见廷尉，旋即被捆绑起来投入监狱。
当哀帝得知王嘉居然活着去见廷尉时，他先是诧异，继而大怒。哀帝之前曾诏命另一丞相到廷尉衙门，那一次使者刚到，对方就乖乖自杀了，没想到这次王嘉敢坏了规矩。但这个规矩毕竟是不成文的，哀帝也拿王嘉没办法，于是他一咬牙，派出了空前的法官阵容，非要给王嘉定罪不可。王嘉始终不肯认罪，法官们由于证据不足，也没敢判决。王嘉被关了二十多天，直至绝食，吐血而死。
虽然严格说来，王嘉也是自杀的，但相比其他爽快自杀的公卿，王嘉敢于直面法官的态度，更像是一位真正的勇士。这位破例者也使得贾谊所倡导的“廉耻节礼以治君子”，不像传说中那般“完美”了。
其实，作为一位优秀的政论家，贾谊提出这个倡议，自有他的道理。
贾谊上书的前两年，周勃入狱。周勃打江山、诛诸吕，功勋卓著，却因几句谗言被捕入狱，并受到狱吏的侵辱，不得不行贿千金以求自保。他出狱后长叹：“我曾统帅百万大军，哪里知道狱吏的尊贵呢！”此外，当时文帝尚未废除肉刑，大臣犯罪除了被关监狱外，也常被处以刺额、割鼻、剁脚等种种酷刑，所以贾谊才秉承儒家“刑不上大夫”的宗旨来讽劝文帝，以纠正刑罚严酷、狱吏猖獗的弊政，可谓用心良苦。
但是，好的出发点未必能收获好的结果。在死刑的执行上，贾谊显然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大臣们犯了罪，到底该背着剑去认罪，还是当场自杀，这个度其实很难把握；甚至根本没有犯罪的人也会为道德感所“绑架”，选择自杀。幸亏萧何生得较早，否则连他都难逃一死——这位大汉名相也被刘邦关过廷尉狱呢！
显然，贾谊对当时刑狱的弊端看得很清楚，那就是执法者缺乏约束，就连最底层的狱吏也敢侵辱贵臣。但是，贾谊并没有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完善法律和监狱管理上，而是想靠道德约束来代替法律判决，让有犯罪嫌疑的大臣不去直接面对执法者，而是自己给自己定罪，一死了之。如此一来，大臣的面子、君主的面子是保住了，可法律的价值何在？公平和正义何在？
古今中外，无论何种法律，都讲究先定罪、后量刑，如果定罪这一环节都省了，一到要面对执法官的时候，犯罪嫌疑人就直接抹脖子、喝毒药，那岂不是太荒谬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