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始末
近代中国海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李鸿章协助曾国藩同太平军作战时期。那时他成为熟悉军事的专家，并且认识到拥有一支海军的重要性。及至1862年春，他奉命驰援江苏，同太平军作战，才开始认识到欧洲海军的挑战。他率领淮军及淮扬水师乘所雇英国轮船从安庆沿江抵达上海。
接着同英国和法国在上海的军队协同作战，并且得到常胜军的帮助。他对于西方大炮的精纯，子弹的细巧，西式操练的雄整，印象非常深刻。他深感中国在军事能力方面远远逊于西方大国。他决心向其他国家学习，他诫谕部属“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而秘法”。
他曾劝曾国藩仿效日本和俄国，“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为凶恶的敌人环伺，国家处于危急之中。他深感中国正面临“三千年一大变局”。发展海军是李鸿章对外关系和自强政策最优先考虑的重点。
鸦片战争后形势突变，大海失去了以往宁静和平的面貌，西方列强从东南沿海竞相涌来。东南边疆门户洞开，海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早在鸦片战争前，以“遇事敢言”著称于世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向朝廷提出：清朝水师成员都为老弱病残，兵器残缺不全，甚至战船都用旧钉子和薄模板钉成，这样的水师怎能拱卫大清国门？
鸦片战争后，李鸿章为首的一些大臣更是呼吁大力加强海防建设。李鸿章在奏折中言辞恳切地说：东南海疆长达万里，现在外人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甚至内地各省和京师都集中不少洋人，他们表面是友谊的和平使者，实则阳奉阴违、笑里藏刀。且西洋轮船电报一瞬千里，军火器械工力百倍，均为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再拿传统制夷谋略应付，显然行不通。
曾国藩是提出建设新式海军的第一人。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湘军水师的实力远远超过太平天国水营，加之有外国兵轮“助剿”，曾国藩深感到水军强大之重要。曾国藩非常清楚，旧式水师对国内叛乱尚可应付，然对境外强敌则无异于以卵击石。曾国藩向朝廷建议，如今中国已开设几家造船厂，等船造好后不妨仿照西方兵法建设一支新式海军。
1862年，曾国藩趁海关税务司英人李泰国回国休假时，托他代为购置军舰。李泰国满口答应。回国后为中国挑选了七艘船舰。后来李泰国竟擅自作主，任命英海军上校阿思本为中国舰队司令，并私签合同，宣称这支舰队只接受英国皇帝指挥，有选择地接受中国皇帝指挥。
李泰国天真而愚蠢的想法随即遭到清政府的严词拒绝。李鸿章总理衙门写信道：“要使这批船成为中国自己的船只，不能变成李泰国霸占的船，中国才不至于在危急的时刻无所依靠而惊慌失措。”最后，清政府除买船花费外，又白白损失90万两白银，将所购船只全部转手卖与他国。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阿思本事件”。此后十余年间，无人再敢提及筹建海军。
1870年，李鸿章署任直隶总督，决心加强海防。李鸿章好友丁日昌向他建议：当今最具威胁的国家乃是一直为国人不齿的日本。日本目前虽亦被美国敲开大门，但大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之势，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大敌！但门外有虎有狼，我们不能只是不时扔一块肉出去，以求它们暂时不饿，而应习套狼之法、造打虎之器。
学办法和造武器的前提是说服清廷舍得出钱。其实所有问题都集中于一个“变”字，改变旧思想以看清新形势，改变旧办法以引进新技术，改变旧内容以注入新活力，改变旧的落后挨打局面以自强于世界。丁日昌提出根据中国海疆自然条件，应建北、东、南三洋海军。
北洋驻天津，东洋驻吴淞，南洋驻南澳，一旦危急，三洋即可联成一气。丁日昌的方案令李鸿章拍案叫绝，然清政府认为此方案还“存在制度上的严重缺陷”，并未重视这项提案。1870年代后，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刚刚平灭，域外强敌就来骚扰，日本在东南海疆屡屡作乱，沙俄则对西北内陆虎视眈眈。
19世纪70年代，沙俄趁新疆内乱之机出兵侵占伊犁，日本则派兵侵入台湾。清政府左右为难：海、塞防兼顾，两面出兵应敌，保住西北、安定东南，自然上策，可清廷根本不具备应敌的兵力和财力;若二者不能兼顾，则最好舍车保帅以保一方，但哪个是刻不容缓，哪个又能暂时放弃？
李鸿章这时挺身而出，主张以海防作为经营重点：伊犁已被俄国所占，短时期内收复决非易事，且以目前军力收复西北实为力不从心，不如令西征诸军严守边境，同时在前线屯兵耕种，积蓄力量。节省军饷应全部用于东南海防。湖南巡抚王文韶则坚决反对。
他认为，天下事分两种，一种是重要之事，即“本”，另一种是次要之事，即“末”。重要之事又分两种：一是重中之重，刻不容缓;另一种是虽重要却非目前必须。关于海、塞防问题，西北塞防是本中之本。只要俄国人不能逞志于西北，西方各国必不致构衅于西南。
这时，同治帝为八大胡同的风流一夜献出年轻的生命，脸上带着杨梅大疮和对清朝的无限担心永远离开了人世。生母慈禧顾不得为自己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苦命而悲哀，用最快速度选定一个“合适”的皇位继承人。光绪帝甫一即位，中断的海、塞防之争又起。山西巡抚鲍源深上奏，陈明目前国家财力紧张，应停止西征、固守关塞。陕甘总督左宗棠马上反对，认为停兵节饷与投降无异，非但陇西不保，甚至危急北路的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
大学士文祥亦支持左宗棠。海、塞防之争不断升级，总理衙门不久出台处理决定：一、筹建海军，加强海防，海防经费有限，难以筹措三洋海军，先以北洋试点;二、陕甘总督左宗棠长期屯兵西北，政绩卓著，是督办新疆军务的最佳人选;三、将海防筹饷作为第一要事，划拨粤海关、潮州关等地四成洋税和江、浙等省厘金，每年约四百万两白银。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诞生了！近代海、塞防之争的焦点并不在于是否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而在于当海陆危机同时出现时应丢卒保车还是二者兼顾。
海防主将李鸿章上折首先阐明海军与陆军之关系。中国陆地边境远远多于海疆，陆军乃立国根基。陆军改良必须配备洋枪、炮队。域外强敌多从海上进犯，因此必须训练一支强大水师。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海防法宝，一为“守定不动之法”，二是“挪移泛应之法”。关于海军经费，李鸿章认为只要分配合理，统一筹划，用有限的钱办有效的事依然可行。
李鸿章再次强调海防之重要性。他认为，新疆完全可用招抚之法和平解决，即使一时不能解决也不要紧，如同人失去了一只手，虽痛苦却无大碍;然海防问题如不能解决，国家则面临颠覆的危险，如同人生了心脏病，不得一刻拖延。
清政府本拟委派李鸿章、沈葆桢二人会同办理海防事务，李鸿章负责北洋，沈葆桢负责南洋，这样既接近丁日昌的方案，又可限制李鸿章，不致海军大权集中于其一人手中。然沈葆桢不久离任南洋大臣，机遇与挑战再次眷顾了李鸿章。为早日同国际接轨，李鸿章奏请将清朝的三角龙旗改为三尺宽四尺长的长形国旗。不久，中国海军军舰上飘扬起庄重大方的长形国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