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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提刑官清正廉洁的提刑官宋慈为何辞官?

电视剧《大宋提刑官》据说收视率超过新闻联播,让人喟叹。看了以后,总的感觉是,恶政就如浪裹沙,长使英雄泪滂沱。

宋慈(1186——1246)尚刑名之学,以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也成为其着作《洗冤集录》的开篇醒语。宋慈而立之年入仕,一生断狱无数,绝少错纰,加之性情刚直,所到之处,“雪冤禁暴”,扶正安良,名震朝野。如《大宋提刑官》剧中所述,正当其以凿凿证据想参劾众官,整肃吏治的时候,面对南宋理宗(赵昀,公元1224——1264年在位)焚毁证物的举动,他突然感觉到:对于朝廷,他是何其多余;少时抱负,又何其虚妄?

宋慈的辞官(假设果有此事)是可以理解的。古时的道德结构中,“忠”、“孝”之上还有“仁”,“仁”才是最高的道德诉求。虽也有天人感应、皇权神授之说,但中国的皇帝最终是世俗的皇帝(不象日本“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皇),官员有更多的机会觐见面圣,其神性易被窥破,尽忠的心理就会受到挑战。所以面临两难时,不尽忠,可成仁。对于“仁”的德行标准,已存古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于封建知识分子的宋慈,要其放弃刚直秉性,或毋宁死。那么既不能宦途腾达,不如归去。

但问题是,宋慈是如何忽然感觉到自己是多余的呢?

事实上,宋慈的入仕时已经是风雨飘摇的南宋末期,内忧外患,民反兵乱频仍。宋慈的存在,或许为百姓留了一线希望,但同时对朝廷而言是不合适宜的。记得学者吴思曾在文章《恶政是一面镜子》中说过,“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吏,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而正派官员将被逐个淘汰。清官和恶官的混合比例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

他还举例东汉旧事。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皇都洛阳南宫起火。汉灵帝想重修,但国库已虚,如之奈何?于是下令,天下田每亩交十钱;官员升官上任,也须先交钱。当时钜鹿太守司马直乃正派官员,新接任命诏书,在效忠皇上和不搜刮百姓的两难选择之间徘徊数日,服毒自尽。

在古代,知识分子要协调“忠”和“仁”是不易的。在心理的道德煎熬中,不忠和不仁或许都是无法原谅的,就只能从忠仁之争中退出来,或自尽以谢,或归隐而终。

可见宋慈的辞官也属必然。因为按他的主张,必须责罚众官,岂知理宗虽昏庸,但一个起码的道理还是懂的:法不责众,当时朝廷本是恶官云集,如全部较真责罚,哪里还有官吏维持朝廷正常运转?

当然,若真休克治疗,虽存风险,但中兴还是可能的。历史也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

遗憾的是,恶政在更多的情况中是一发不可收,象病毒一样感染、复制,为了防止恶政遭到外来的威胁,必须加大恶政的成本,如此一来,就需更加肆虐,培育出一个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这也就是贪官的欲念模式,既然贪了,就要防范被揭发,防范是需要成本的,为了获得防范的资本,于是愈贪,骑虎难下。但是,当说一套做一套日益风行,当恶政超出了百姓的承受程度,那么一个王朝也就必将寿终正寝。

汉灵帝卖官鬻爵修复寝宫的时候,距离东汉的“实际灭亡”只剩4年。宋慈死后,到南宋投降只剩30年。

宋慈最初是迷信断狱技术的,他的高超技艺和审慎态度也证实了这一点。可技术是把双刃剑,对于技术的态度只能是信任而不是膜拜。比如其政敌刁光斗、吴淼水等就将过人心智用于贪赃枉法,以至一度让宋慈蒙冤。更何况当时本是魑魅魍魉的时代?当他明白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他的存在对于朝廷的多余。

对于民间,百姓对宋慈仍是翘盼的。因为底层百姓的权益是极其脆弱的,极其容易受到“合法伤害”的,他们需要一种制衡,哪怕不多。

所以,崇拜清官的时代必是不幸的时代,清官被驱排的时代必是一个即将终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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