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结局恰好也说明了，一个建立在以强制服从为基础的组织制度，其实竟是多么脆弱和无效。在它的内部，连最起码的认同感都不可能培养起来。不仅基层到处都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例子，各级干部中间，也充满玩弄权术、贪赃枉法到了连死都不怕的地步的人。
我时而想象，如果秦朝也有官办媒体，那么每天电视新闻的头条，一定都是满朝文武在皇宫里大吃大喝、大吹大擂、大沉醉的场景。伴随着这种“欢庆胜利”的场面，一定还有播音员带咸阳味儿官话的画外音：“今天晚上，在主席台上陶醉的与陪同陶醉的有：至高无上大皇帝嬴政、大宦官赵高、大丞相李斯……”接下来还有一长串10分钟也念不完的缀着官衔的名字。
秦国吞并六国时，的确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强国。它的国力，尤其是以举国之力推行其国际(当时意义的天下)战略的执行力，以及它实施战争的精密程度(西安兵马俑手中的弓弩据说制作工艺高度标准化)，都堪称当时地球上的尖端。若以征服效率而论，大约只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大军能与之相媲美;而接下来的行政管制，论其严密程度，一切帝王都望尘莫及。
大概是出于对扫清对手的极度陶醉，秦始皇才如此肆无忌惮，好像什么都无须害怕。有记载说他每天要批阅很多文书，大堆竹简都要用大秤来称，但可以肯定，所有那些文书，既不会劝告他缓和专制，也不会提醒他防范腐败。而恰恰就在此时，在那些陪同他在主席台上陶醉的人中间，正聚集着不久后导致大秦帝国瞬间崩溃的各种因素。正如唐人王翰所形容的：
秦王筑城何太愚，天实亡秦非北胡。一朝祸起萧墙内，渭水咸阳不复都。(《饮马长城窟行》)
唐人周昙也评论说：鹿马何难辩是非？宁劳卜筮问安危？权臣为乱多如此，亡国时君不自知。(《胡亥》)
那些为皇帝四处张罗、寻找不死灵药的人;那些宣告国家已不存在危险、唯一的威胁就是北方匈奴的人;那些替他在各地驱赶劳工、大兴土木的人;那些平日对他百般逢迎但等他一死就即刻谋害太子、骗取军权的人;那些为他兢兢业业撰写诏书、法律，转过头来又与阴谋者合作的人……
陪同他沉醉的所有人都在一个“祸起萧墙”的历史剧中完美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如果说老天非想让秦朝垮台是缺乏证据的，但从管理的角度去看，它的每一环节都职能败坏、每一主要成员也已道德沦丧——“事去雄猜终束手，运穷付托况非才”，如此政治，倘若不垮也是“天理不容”。
“祸起萧墙险难恃”。秦朝的结局恰好也说明了，一个建立在以强制服从为基础的组织制度，其实竟是多么脆弱和无效。在它的内部，连最起码的认同感都不可能培养起来。不仅基层到处都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例子，各级干部中间，也充满玩弄权术、贪赃枉法到了连死都不怕的地步的人。又经过了无数次战烟滚滚、征马萧萧，在秦朝灭亡上千年后，到金朝人高宪寻访长城古迹的时候，仍禁不住切齿痛骂秦廷的那些以指鹿为马而臭名遗世的不称职的“奴才”：
……岂知亡秦非外兵，宫中指鹿皆庸奴。骊原宿草犹未变，咸阳三月为丘墟。黄沙白草弥秋塞，唯有坡陁故基在。短衣匹马独归时，千古兴亡成一慨。(《长城》)
历史上的金朝，也是一个崇尚强制而管理混乱的政权。诗人为什么要“短衣匹马”独自来满怀苍凉地登高吊古？人们或许不难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