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中国航海史时，人们常有一种错觉，认为中国古代的海上辉煌时代，在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就已经结束了。但这种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很多年，郑成功可以纯粹凭借海上力量，将已经在我国台湾岛经营多年的荷兰殖民者连根拔起，礼送出境，并且在所谓“大航海时代”中，牢牢掌控着南中国海的广大海域。
事实上，在以郑和为代表的官方航海活动式微之后，民间的航海活动仍旧活跃。郑成功所倚仗的强大武力，是以他之前许多代中国“海商王”们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其中包括他的父亲郑芝龙。这些亦盗亦商、时官时民的弄潮健儿们以雄浑的气魄、过人的胆识以及对海洋天然的亲近感，为古代中国世界大帝国的梦想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郑氏海商集团明代崛起
按照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万明的看法，直到17世纪的晚明，中国的海上力量仍然称雄海上世界。明代的中国，前有郑和，后有郑成功，“二郑”的海上功业名垂千古。郑成功是民间海商集团在身份转换、重新整合之后的代表，并且在与西方的海上博弈中胜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在郑成功掌控郑氏海商集团之前业已发生。
在万明看来，成弘之际，是中国白银货币化开始全面铺开的时候，同时也是郑和下西洋时代海外物品胡椒、苏木等在皇家府库枯竭之时。从那时开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发展的大趋势突破制度的障碍，显现了出来。嘉靖初年，伴随白银在市场的流通中成为主币，加之本土矿藏不足。
巨大的内需促使人们到海外寻求，不断扩大的私人海上贸易引发了日本的银矿大开发，同时也导致了嘉靖年间海上贸易争夺战以倭寇为形式爆发。由于“东洋”贸易的凸显，使得福建海商取得了区位优势。同时，中国与菲律宾、日本的贸易必经之地——我国的台湾岛，也史无前例地迅速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进入16世纪以后，西方的武装殖民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在晚明相继来到了东方海上，他们均采取亦商亦盗的贸易形式，从此，海上贸易竞争进入了白炽化。嘉靖年间平息倭乱以后，明朝的海外政策发生转变：一是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一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允许外商入华经营海上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