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与重庆、南京之间往来过于密切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监视。《古今》上周佛海的《走火计》实际是他自编自演的“苦肉计”，这样既保全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又烧掉了日本人对自己怀疑的祸根。
1944年10月第五十七期之《古今》杂志，封面即标明“休刊特大号”，这明摆着告示天下，《古今》完了。古今社社长朱朴发表“小休辞”云：“最近我的意志益形消沉，追念亡儿，无时或已，不独对于其他一切感觉到厌倦，就连本刊也感到厌倦了。两个月前，偶与少数友好闲谈及此，他们都大为惊异，说《古今》如果停办，未免太可惜了，希望我不要如此消极。只有最近从北方来的两位朋友——一位是王古鲁先生，一位是谢刚主先生，他们于惋惜之余，倒颇同情于我的心境。还有一位是知堂老人，前天来信说《古今》停刊后他从此也不想再写文章了，如此志同道合，真可称得是《古今》的生死知己了。”
我以前相信《古今》停刊是由于朱朴个人意志及“追念亡儿”的原因，不疑有他。
沈鹏年先生认为朱朴创办与休停《古今》，前者之目的乃“觊觎之心，无时或已”——惦记着梁鸿志“家藏两宋古书画”;后者乃因朱朴“全身心扑在寻觅和掠夺珍贵的古书画”而“无心兼顾《古今》”所致。沈鹏年的结论是：“朱朴通过《古今》人财两得，名利双收，把《古今》停刊以后，集中精力，找到退路，最后去‘香港买卖书画’。”
沈鹏年甚至认为朱朴“苦心追求”梁鸿志的女儿梁文若，其目的是以梁鸿志“乘龙快婿”的身份，将来图谋分得“三十三宋斋”一杯羹，沈鹏年认为朱朴“他创办《古今》的目的初步得逞”。总之，沈鹏年的观点很明确：朱朴办《古今》“醉翁之意不在酒”(《行云流水记往》)。
沈鹏年是《古今》当年的读者，在《古今》第三十九期第三十一页有一则石翳“征求《古今》合订本”的启事，沈鹏年称：“这位石翳真名石柏泉，是我的知己密友……为了对《古今》作一番研究，在贺树老师首肯下我陪了柏泉兄去亚培尔路《古今》社，由周黎庵先生接待，慷慨为我们免费刊登了这则启事。”
我在拙著《“终刊号”丛话》说过“一本杂志的结束，不外乎三种原因：政治的、经济的、人事的”。
现在看来不论朱朴的“厌倦说”还是沈鹏年的“无心兼顾说”，均与政治和经济无关，《古今》休刊的原因似乎只能归结于“人事”了。
我的朋友宋希於最近发表文章《朱朴之感概万千》，为《古今》停刊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政治的”可能。
宋希於的材料来自1955年8月香港创垦出版社的《周佛海日记》的后记，写这篇后记的正是朱朴。朱朴说了一段语惊四座的话：“古今出版社曾出版《古今》半月刊五十七期，内容专谈文史，当时执笔都是南北文坛知名之士，表面上由我主办，虽曾薄邀虚誉，其实后援全是佛海，我未敢掠美，特此声明。我记得好几次日本宪兵因怀疑《古今》半月刊的态度来找麻烦，一度曾由佛海宴请上海日本宪兵司令及各区队长为我解释，得以一时无事。可是最后卒由上海日本海军当局派人来向我要求‘合作’，我不得已乃宣告休刊，仓皇离沪北上的。”
朱朴这番表白显即“合作说”，好一派凛凛民族气节，如此的话，“厌倦说”就是朱朴的烟幕弹。此一时彼一时，朱朴当时只能这么说，山河重光，可以说出真相了。而我在《卸了〈古今〉编务之后的朱朴》里所云“我是相信朱朴这个一以贯之的说法的，他犯不着拿自己死去的孩子来来回回作借口”，何其不着边际。
我们的习惯思维，认为《古今》乃汉奸刊物，日本人是不会找麻烦的。宋希於写道：“头脑简单的读者可能会想不明白‘汉奸杂志’竟也会有被日本当局逼停的可能性。”其实发生在《古今》上的另一件事情，也有助于了解日本占领当局对于“汪伪分子”的“有限使用”(或称“控制使用”)政策。
《古今》杂志第十六期(1943年2月)刊出周佛海的《走火记》，周佛海称：“一月十一日下午三点十分钟，屋顶上不晓得什么原因，忽然发起火来，当时风力又特别的大，不到半小时，三楼和二楼，就烧得精光。以后虽然消防队赶到，救了最低的一层，但是已经不能再用了，所以可以说全部房屋，付之一炬！房屋这样的身外之物，要烧就烧，有什么留恋？更何用伤感？……我家里没有甚么珍贵物品，除却日常用具之外，没有甚么损失。不过名人字画，却烧了不少，实在是太可惜了。其中最可痛惜的有两件：一是史可法的遗书……寥寥数语，充分表现忠烈悲壮之气，我暇时常常拿出来鉴赏，每次鉴赏，都发生异常的感慨，今后不能再见了。”
“史可法绝命书”，真的如周佛海所说，毁于大火，灭迹人间了吗？1983年4月，《参考消息》《团结报》等相继转引外电外刊的报道——“史可法绝命书在美国旧金山出现，现为一梁姓华侨收藏。最近经旅美名教授古物鉴定家陈世枋博士考证确认为真迹，据说辗转到美国前，曾一度流落香港。”
《中国文物报》有文章称——安徽界首1982年曾展出过“史可法绝命书”，收藏者姓袁，袁称绝命书是他祖父于抗战期间，花数百块银洋在京广线上的漯河市火车站附近购买的。袁又称(2000年)：“史可法绝命书因存放不善，已毁于去年的暴雨积水中。”一说大火烧了，一说大水淹了，一说在美国出现真迹，“史可法绝命书”之谜，谜底在哪里？
1989年12月《江苏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刊出文章《西流湾八号——周公馆失火之谜》。该文认定周佛海的《走火记》是自编自演的一场“苦肉计”——“周佛海当初与重庆方面发生关系，是得到日本侵华当局私下默许和支持的。但是周佛海背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在自己控制下的特务系统里另搞一套，这是日、汪意料不到的。特别是1942年以后，周佛海除电台往来之外，还秘密和戴笠互派使节。重庆、南京之间往来过于密切这当然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怀疑，特别是国民党和汪伪特工有接触的时候，互有摩擦，也露出一些蛛丝马迹。首当其冲的是，周佛海西流湾八号家中的地下电台被日本情报机关侦察出来，并受到监视。当这一情况由周佛海的日语翻译彭盛木(中国台湾人，军统特工)透露给周佛海时，真令他吃了一惊。周没想到自以为万无一失的电台也受到了日本特高科的监视，周不露声色来往应酬，像无事一样，暗地里却紧张地布置军统电台的处置良策，以无意失火为幌子，让自己的官邸与电台一起付之一炬。这样，既保全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又烧掉了日本人对自己怀疑的祸根。”如果周佛海真是“故意纵火”，那么“史可法绝命书”一定有可能事先转移，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几十年之后，河清海晏，重新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神秘地露面。
宋希於认为朱朴1955年所云休刊真相不免“时过境迁”之嫌，而我，几乎全盘接受朱朴的新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