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欧洲中世纪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期，人们愚昧，宗教迫害严重，到处充满着瘟疫和杀戮，被视为古典文明与文艺复兴之间的一段间歇期，人类文明在这一千年的时间里仿佛陷入了停滞。所谓“黑暗的中世纪”这一印象，主要是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给我们留下的。文艺复兴弘扬理性，贬抑宗教，主张向希腊罗马学习。而由基督教主导的中世纪，自然成了讨伐的对象。另外，中世纪还遭遇了类似黑死病这样的世纪大灾难，导致欧洲人口锐减了三分之一。这些可怕的天灾，进一步巩固了人们对中世纪“黑暗”的认知。那么，中世纪真有我们想的那么糟糕吗?我们先来看中世纪时期的几个重大发明。
1、中世纪的伟大发明
首先是眼镜，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一个人的视力在40岁左右便开始退化，在眼镜出现以前，那些需要好视力的精细工作，比如抄书，机械工匠、纺织工人等等，不得不早早地结束他们的职业生涯，这对劳动力而言是巨大的浪费。眼镜的发明，延长了匠人的职业寿命，也延长了人们一生的阅读时间，为知识传播与技术进步提供了帮助。
中世纪的另一项重要发明是机械钟。的确，人类自古就有计时的传统，但古人计时主要依赖自然现象，比如中国的日晷，就是依靠太阳的移动。但这种计时器的缺点显而易见，它只能在晴天使用。到了阴天或者晚上，就丧失了计时功能。
但机械钟却不同，机械钟对时间进行了均匀划分，而且不受天气的影响。从此以后，人们掌握了统一的计时规律，不必再依赖于大自然的帮忙。机械钟的出现，让每个人都有了时间意识。在过去，人们了解时间主要是通过教堂的报时，从某种意义上，机械钟打破了教会对时间的垄断。更重要的是，机械钟使人们的生产活动处于可控的范围内，对时间的管理，也是劳动迈向效率化的开端。“时间就是金钱”这一概念，也是从机械钟诞生后才有的。
中国人把这些发明皆视为雕虫小技。眼镜和机械钟自明代传入中国后，并未引起中国人太大的兴趣，它们一直是王功权贵才配有的玩意儿，机械钟被当成奢侈品，作为有钱人家的摆设。直到20世纪，机械钟才在普通人家获得普及。
当然，中世纪对西方最大的影响，不在于这些发明，而是它特有的社会形态。
2、国王与教会
罗马帝国的灭亡，被视为中世纪的开端。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绝对不敢相信，欧洲会在一千年后引领世界的发展。
战争把罗马文明的遗产几乎全部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遭到破坏，文学艺术从此衰落。如果你观察那个时代的艺术作品，除了建筑以外，其余的一切都笼罩着阴郁的色彩。相比于希腊与罗马，中世纪艺术几乎毫无生气。基督教宰制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创造的火花从此被熄灭。
罗马帝国之后，西欧陷入蛮族的统治。当然，新的统治者并未放弃回归大一统的梦想，他们也为此付出了努力。比方说查理曼大帝，他有着二米一的巨人身材，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能听得懂日耳曼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他敬佩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了庇护。
公元800年，查理被教皇授予皇帝的称号，成了欧洲名义上的统治者。不过请注意，查理能登上皇帝宝座，是经过教会授权的。这和古罗马与中国的皇帝不同，后者在统治集团内部完成权力交接，不需要第三方同意。但查理的帝位却需要教皇的承认。这就意味着，在中世纪，世俗权力受到了另一方力量的制约，那就是宗教。
尽管查理曼大帝的文治武功都很卓越，但他的统治仍旧是昙花一现。在他死后，庞大的领土就被子孙瓜分。几百年后，东西方教会分裂，西欧成了天主教的世界，而作为“正统”的东正教，则移师到了东方。
天主教与东正教最大的区别，体现在他们和世俗权力的关系上。东方的拜占庭帝国作为古罗马的延续，保留了罗马时代的制度与文化。在古罗马帝国，基督教是作为统治国家的工具而存在的。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奉为国教，但他本人算不上虔诚的基督徒，只是希望通过基督教凝聚人心，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因此，教会虽然获得了正名，却必须依附于权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合法性。
到了拜占庭时期，这种依附关系被保留了下来，君权凌驾于教权之上，教会只能对君权构成有限的制约。
但西欧的天主教就不同，天主教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而且这里的统治者大多是蛮族。他们没有能力建立像古罗马那样的超级帝国，只能借助于宗教。所以，天主教在西欧反而有更大的话语权，因为没有世俗国家能一统欧洲，但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所以，天主教会能够居中调停，谁不听话，就拉拢一方，打压另一方。
不过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教会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教皇虽然享有权威，但他手里没有兵，军队掌握在世俗国王的手中。所以，国王们也不总是听话的，如果教会把他们惹毛了，他们就会翻脸不认人。
国王与教会，形成了微妙的制衡关系。前者要获得权力，必须得到后者的承认。但教会没有兵权，要想打压国王，只能通过与别的国家结盟，这就不得不向世俗权力让步。就这样，教权与王权相互利用，相互博弈，上演了无数分分合合的悲喜剧。
3、欧洲的封建制
你可能会说，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有点相似。教皇就像周天子，而各地的国王们如同分封的诸侯。周天子拥有法统，诸侯们掌握军队，诸侯利用周天子约束其他诸侯。
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教会的权威是精神上的，而非世俗上的。教会与国王之间，不存在分封与被分封的关系。在周天子的时代，人们相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即便诸侯在自己的土地上拥有管辖权，但它们名义上仍旧属于周天子。
但欧洲人不信这一套，上帝的国在天上，而尘世的产权则由本事与运气决定。就这样，欧洲独特的封建制应运而生。
封建制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它是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封建制的产生，源于罗马帝国霸权的衰落。事实上，任何大一统专制国家都不会推行封建制。秦朝灭亡后，项羽一度想恢复封建制，但刘邦却敏锐地意识到，大一统国家是历史大势所趋，封建制不利于长治久安，此后，中国一直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不断发展。
只有当一个地区的制度或法律不完善时，封建制才会成形。封建制本质上是群体对个人的依附。比如农民依附于地主，士兵依附于将军。在中世纪，则主要体现为佃农与领主之间的关系。
领主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有大有小，最大的领主就是国王。领主有自己的军队和家臣，后者被称为“封臣”。封臣也有土地，但这些土地不是世袭的，而是领主赐予的。封臣拥有的土地，被称作“采邑”。
只有能把土地继承给下一代的贵族，才称得上“领主”。一旦封臣与领主的关系确立，就不得更改。封臣得到领主面前下跪立誓，永远效忠于他。作为回报，领主必须赏赐给封臣一块土地。
然而，封臣与领主之间，并非中国人所谓的“君臣关系”，在“君臣关系”中，臣对君必须绝对服从，而君对臣几乎没有任何义务。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是封臣与领主却不是这样，双方要签订契约，各自都有义务。封臣得为领主服务，主要包括服兵役、服劳役，还得定期向领主提供经济支持。领主则必须为封臣提供庇护，抵御外敌，还要充当封臣之间的劳动仲裁人。
从这个意义上，封臣对领主的义务，有点像现代国家民众向政府交税，以获取必要的公共服务。双方除了从属关系，还有交易关系。
4、 相互制约
为什么欧洲要实行封建制?前面已经说过，并非统治者想这样，而是他们不得不如此。欧洲没有任何国家拥有罗马帝国那样的实力，能让西方重归统一。然而，欧洲又时刻面临蛮族入侵的威胁，出于安全的需要，欧洲人只能选择“抱团”，在各自的领土上形成一个个紧密的小单元。而每一级领主之间的实力，又是彼此相当的。
封建制的发展，首先催生了“产权”这个概念。土地属于谁，得有明确的规定，在这一层层的契约关系中，产权明晰是根本的前提。其次，封建制是教会权力之外，对世俗权力的第二重制衡。因为在封建制中，权力是高度分散的，无法形成大一统的力量。国王不能随便剥夺领主的土地，因为他的钱财与兵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领主，万一把领主逼急了，他们造起反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当然，封建制也引发了战争，如同中国的春秋战国一样。领主之间时常兵戎相见。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封臣提供的兵源，不断扩充军队，从而使战争不断升级。
尽管我们对封建制做了简要的介绍，但它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就拿中世纪的城市来说，它可能是某位领主的领地，也可能是某位封臣的采邑。采邑的持有者包括国王或各种享受爵位的人。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宗主，这些宗主也许是国王、主教、贵族或他们的封臣。甚至一座城市还会成为其他城市的宗主。
正因为这层复杂的封建关系，使得中世纪城市获得了难得的自由空气。中世纪的欧洲城市高度自治，简直堪比独立王国。
5、封建制孕育了现代制度
为何欧洲的城市会与众不同?因为它打破了农村地区平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城市以商人和手工业者居多，他们对土地或领主没有依赖。而城市由于商业发达，又会成为宗主重要的税收来源。所以，宗主要想征更多的税，不得不与他们讨价还价，赋予他们政治上的参与权。后来被启蒙思想家津津乐道的“市民阶层”，就是从这个时候崛起的。
领主与领主之间存在竞争，如果领主想要壮大实力，就必须征更多的税，给市民更大的政治参与权，这为后来的民主制开创了先河。
就此而言，封建制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系统，从国王、贵族到平民，他们通过契约和交换，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当然，这样的关系不能确保一劳永逸，它并非像童话故事那般美好。因为无论是领主与领主之间，封臣与封臣之间，还是贵族与平民之间，他们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所以不断地引发矛盾与冲突。基督教在其中起到了调和的作用，从而避免了欧洲陷入中国魏晋南北朝那样的血腥混战。
中世纪孕育了不少现代制度。比如市场经济，就建立在产权保护的前提上。所以，中世纪的商业精神较古罗马有了长足的进步，商人的地位大大提升，他们甚至成了城市的守护者。而不必像中国的商人那样，永远对权力卑躬屈膝。
另外，封建制也是自由主义精神的摇篮。因为它是基于契约的合作关系，这要求合作者之间享有相对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而城市间的相互竞争，也培育了多元化的土壤。宗教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6、总结
最后想说的是，尽管我们能从封建制看到后世资本主义制度的雏形。但它本质上仍只是一种过渡。由封建制导致的四分五裂，并非人为追求的结果。正如在市场经济中，每个参与竞争的企业，都不希望竞争对手存活一样。封建制是由竞争和妥协产生的，它不是任何一方的主动选择。
虽然中世纪实现了权力分散，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权力只有重新整合起来，欧洲才会重新变得强大，而这也正是近代国家的任务。
现代西方国家的建立，是在中世纪支离破碎的格局基础上，将一盘散沙的社会重新组织，形成一个由政府和民间相互协作，并有着强大动员力量的社会。这不是让欧洲陷入东方世界那样的集权统治，而是对贵族或教会手中的权力进行有限的剥夺。并通过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游戏规则(比如民主投票，议会协商等等)让双方在共同的制度框架下展开博弈。国家从此不再陷入频繁的内部纷争，而是成为一个整体。
由此可见，伟大的变革不可能通过一次性设计产生，它只能是一点点，一步步，在修修补补，讨价还价中完成。看似琐碎昏暗的中世纪，恰恰为西方现代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地基，它并不完美，但也恰恰是这种不完美，才孕育了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