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辞》很多人都是非常熟悉的了，花木兰也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位巾帼英雄，花木兰替父从军，在战场上十几年，不仅没有被人发现是女人，还建功立业，得到了可汗的接见。而在原文当中，有“可汗”这个称呼，指的应该就是花木兰效忠的可汗。而我们知道，我国古代只有一部分少数民族的首领被称为可汗，而所有的可汗当中，有与中原交好的，也有要与中原开战的，不知道《木兰辞》里面所说的这个可汗，到底是历史上哪一个可汗呢?《木兰辞》应该是有历史上大致的时代年份的，那诗中所说的这个可汗指的到底是谁，在历史上又做过些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花木兰》电影中的反派，被设定为越过长城的“匈奴”。《木兰辞》里倒是也记载了好几处“可汗”。这个《可汗》是不是就是电影里的反派头子呢?并不是，细细品味木兰辞的话，读者不难发现其中既写道“归来见天子”，同时亦有“可汗问所欲”。秉承中原概念的“天子”与来自草原传统的“可汗”在《木兰辞》里两者合一了。
1.从嘎仙洞到中原
作为北朝民歌，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时代背景是北魏与北方游牧民族柔然的战争。在旧时的正史(《二十四史》)之中，北魏是第一个由草原兴起进而统治中原的王朝。其统治者所属的拓跋部，是鲜卑的一支。
《魏书》卷一《序纪》说，拓跋部原来住在大鲜卑山。同一本《魏书》里还有记载，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北方乌落侯的使团告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拓跋氏的祖上在乌洛侯国西北凿石为祖宗之庙。北魏朝廷为此派遣李敞去祭祀，《礼志》还录有祝文。这个石室在什么地方，过去只能猜测，没有定论。1980年，考古学家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的嘎仙洞内发现了石刻铭文，内容与《魏书·礼志》所载大致相同，从而证明“嘎仙洞”就是拓跋先祖的“旧墟石室”。自从匈奴败亡后，包括拓跋部在内的鲜卑各部逐渐移徙漠北填补“真空”。三国年间，拓跋鲜卑经“山高谷深，九难八阻”，已迁居到定襄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景元二年(261年)，其首领拓跋力微遣使入贡魏朝，从此与中原王朝有了联系。
三国归晋(公元280年)之后不久，“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接踵而至。边疆各少数族(匈奴、羯、羌、氐、鲜卑)趁势登上历史舞台。这其中的鲜卑民族显得尤为活跃，他们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南燕、西燕、西秦、南凉、吐谷浑等政权。拓跋氏自然不落人后。公元4世纪初，他们在今天的内蒙古中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代。
耐人寻味的是，这一王国从未被当成是中国历史上的“十六国”之一，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这是一个在组织上问题重重的游牧联盟。在大部分时间里，拓跋氏拥戴他们更为强大的周邻政权，或者在受袭击时退回山野之中。与同期的“十六国”政权不同的是，代国仍以部落联盟为主，基本处于“逐水草，无城郭”的游牧状态，而同期跻身“十六国”的其他鲜卑部族已经开始统治城市并管理农民了。
这个结构简陋的代国在376年为前秦所灭，拓跋鲜卑首领什翼犍战死。统一北方的前秦在淝水之战(384年)后土崩瓦解，所灭诸部相继复国。386年，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趁机在牛川(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东洋河南)大会部众，恢复了“代”政权，四月，改称“魏王”。这就是历史上“北魏”的开始。可谓世事难料，在这场代表鲜卑荣誉并争抢华北统治权的强力大比拼中，最终竟是这个从大兴安岭走来的拓跋部脱颖而出，笑到了最后。
2.“胡风国俗，杂相糅乱”
拓跋鲜卑是草原上的游牧民，在夺取了后燕的大片土地之后，统治者既然不可能尽夷中原耕地为牧场，自然必须改变其统治策略，实行汉化。
但是，当时的北魏君主是不是真的一门心思打算做中原的“皇帝”了呢，恐怕也不见得。就拿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来说，他虽然注意吸收汉族人士进入政权，但其内心深处，还是坚守本民族习俗和文化。拓跋鲜卑人贺狄干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此人早年被北魏派遣出使后秦，而被扣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后秦的羌族统治者汉文化修养很高，因此贺狄干滞留长安期间习读书史，风度举止“有似儒者”。今天看来，这本是件好事。谁知贺狄干好不容易从长安归来以后，拓跋珪“见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大为愤怒，大约将贺狄干看作数典忘祖之辈，将其杀害。
道武帝的做法，实则代表了整个拓跋统治集团的想法。甚至他的孙子太武帝(拓跋焘)，仍然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为自豪。因此，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叶适就明确指出：
“刘(前赵)、石(后赵)、苻(前秦)、姚(后秦)与夫慕容(诸燕)，虽曰种类不同，然皆久居中国，其豪杰好恶之情，犹与中国不甚相异。独拓拔氏，则以真胡入主中原，纯用胡俗，以变华人”。
后来北魏本朝的崔浩(崔宏的儿子)说得比较婉转，但“太祖(道武帝)用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这话的意思其实与叶适的看法别无二致。
如此“胡风国俗，杂相糅乱”的局面，在“嘎仙洞”所发现的祝文里都可以寻到蛛丝马迹。与《魏书》中的祝文比较之后，人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有一些细微但值得注意的差异：祝文开篇“敢昭告于皇天之神”之前的段落和以“荐于”开始的结尾部分，没有被记载在《魏书》当中。被后世史家刻意略去的文字，既有“天子臣焘”，也有“皇祖先可寒”。通过这种做法，拓跋焘从称谓上将自己展现为拥有光荣传统的草原统治阶层(“可寒(汗)”)的继承者，尽管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已经成为了中原地区的“天子”。而这正与《木兰辞》中“天子”与“可汗”混用的情形相符，足见这首北朝民歌，实实在在地反映出了北魏年间统治者双重认同的微妙之处。
3.孝文帝的决断
不过，历史的车轮毕竟滚滚向前。就像卡尔·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野蛮的征服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北魏在北族政权向传统中原王朝转型的最终完成，是由拓跋宏(北魏孝文帝)实现的。孝文帝虽然是拓跋王朝的君主，但他自幼受到的教育却是完全的中原汉文化传统，“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于是，在他执政期间，这个鲜卑王朝的“汉化”向着更加广泛、深入的层面发展下去了。这就是迁都。
北魏前期的京城平城，僻处塞上，供给困难，且柔然又常发骑南侵。对于统治重心日益倾向农耕地区的北魏王朝来说，这里的环境已经变得不太合适了。孝文帝所中意的地方是洛阳，“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之所以要迁都洛阳，固然有摆脱盘踞平城的鲜卑守旧势力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在孝文帝心目中，只有迁都洛阳，自己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皇帝。当年“十六国”中的后赵建立者石勒只因其版图“苞括二都(长安、洛阳)”便被一些人称为“中国帝王”。而东晋、南朝则因失去了对中原的控制权便被称为“僻远一隅，不闻华土”。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舆论里，将中原的统治权看成是正统王朝的象征，而洛阳则是中原的代名词，只有在洛阳建都的政权才是华夏正统。
这样的政治象征意义对孝文帝来说具有着极大的诱惑性。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不惜以南伐齐朝为借口，大费周章地用“欺骗”与“威胁”的方式下令迁都洛阳。而定鼎嵩洛之举也成为北魏由夷变夏的最大自信，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称“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
在迁都后的两三年内，北魏孝文帝频繁地推行着从根本上触动拓跋遗风遗俗的诸多改革制度：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乃至以身作则推动鲜卑族与汉族联姻。孝文帝汉化政策的核心就是将鲜卑统治阶级融入到汉族门阀世族体系之中。
总的来说，这样做的结果，是将南迁洛阳的鲜卑人从形式到本质上都改造成了汉人。对于这一点，就连南朝方面也不得不有所认可、北魏末年，梁将陈庆之北伐后自洛阳南返，“用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他的理由就是，南北对峙局面形成以来，南朝一直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但自己去过洛阳才发现，“衣冠士族并在中原”，故此“北人安可不重”?
不但南朝的陈庆之在观察了中原的实际状况后，自觉地承认北魏已经成为华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北魏自身的认同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拓跋鲜卑原本出于游牧民族，其习性与草原上的敕勒(高车)、柔然相似，风俗多以辫发为主 (南朝方面因此称其为“索虏”)。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改着汉服后，北魏朝廷反而将柔然视为“漠北辫发之虏”，俨然已完全以中原本位自居了。
从公元四世纪后期算起，拓跋鲜卑在平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之后，正是在北魏孝文帝的手中，拓跋鲜卑真正依靠政治而非武力成为了中原的“天子”——与此同时，拓跋祖先的另一个身份(“可汗”)，则悄然消逝在了历史长河之中。所幸，民歌《木兰辞》流传到了今天，也将那个“可汗”与“天子”并存的历史瞬间保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