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有不少人很喜欢吃野味，追求那些从来没有尝试过，或者不同于寻常肉类的食物，但是野味却总是会给人们带来很大的伤害，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就是如此，但是这却也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因为吃野味而造成的严重后果了。不过，不知道吃野味这种事情，在古代有没有呢?古人会不会吃野味，古人吃了野味之后会不会出现感染病呢?
野味，汉语词汇，注音yě wèi，指猎取得来的做肉食的鸟兽，如野鸡、野兔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野生动植物，非人工饲养。
一部人类文明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人类饮食史。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是进入定居社会的文明时代之后，无论中外，古人的食谱中都不乏“野味”存在。
在中国的文献中，关于“野味”的记载同样史不绝书。
五岭之南，气候温暖，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着实被当地的饮食风俗吓了一跳，他在《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就一口气例举了鲎、蚝、蛤等几十种令他“莫不可叹惊”的食材。宋代的周去非《岭外代答》更是总结，“深广及溪峒人，不问鸟兽蛇虫，无不食之”。晚唐五代人刘恂所撰的《岭表录异》同样记录了当时岭南地区的一大堆野味食材：鸟类有越王鸟、猫头鹰、鹧鸪;虫类有蛇、蜈蚣、蚂蚁……
其中最有名的当然还算是“蛇馔”。这种野味的名气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鲁迅先生说过，“或者他是广东人，想吃蛇肉。”也就是说，蛇肉已经成为广东菜的一大特色。晚至清代，根据《粤西丛载》的记载，对于当时岭南的“俚民”而言，蛇就是他们普通人家的平常食物，烹制蛇类食品的本领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技能，如同以面食为主的北方人必须会擀面、做馒头一样。故而他们用“若修治水蛇黄鳝，即一条必胜一条矣”而不是“裁袍补”来夸耀姑娘的能干。
从岭南往北便来到以“饭稻羹鱼”著称的长江流域。早在春秋时代，《楚辞·天问》就记载楚人食用蜗牛。尽管今天随着法国大餐的流行蜗牛已经显得不是一种另类的食材，但在两汉时期，这种食俗仍旧被目为异常，所谓“楚越多异食，蛮荒之民，有以山虫为食者，尤喜食蜗”。至于另一种爬虫蜈蚣(俗称“百脚”)，根据《清稗类钞》里的记载，清代道光(1821-1850年)之前，青浦县(今属上海市)有位仁兄就嗜好吃蜈蚣，将其“去其手足与皮”之后“复杀鸡”一起煮之，据说蜈蚣尝起来有类似牛肉或者大虾的味道，只不过大多数人(尤其是女士)实在是望之生畏不敢尝试吧。
再往北去。“熊掌”、“豹胎”是早已闻名中原的美味。三国年间“七步成诗”的曹植在乐府诗就赞美过“鲂䐪熊掌，豹胎龟肠”。清代的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更说，“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熊掌的美味，令得孟子宁愿舍鱼不食。至于豹胎(金钱豹的胎盘)，《韩非子》里也有记载，看到纣王开始使用象牙筷子，商朝的重臣箕子就感到害怕，“象箸”自然不能配普通的食物，必然要“豹胎”这样的极品美食才行。如此奢侈无度，是亡国的兆头。
至于“逐水草而居”的北方游牧民族，餐桌上更是从不缺乏野味。他们发现黄羊(蒙古羚)肉味可口，远胜畜牧之羊之后，开始大规模猎食。元明清三朝代定都于北京，从北疆索贡黄羊形成了惯例。几百年来，珍美的黄羊肉始终在皇家御膳中占有一席之尊，就是驻京的大臣和士兵们也经常能够分一杯羹。明人余继登在《典故纪闻》记载，每年“冬至后，殿前将军甲士赐黄羊、野难、野猪、鹿脯”。那位大吃货袁枚到达北京后，就为吃到“味绝伦”的黄羊肉而大为满意，感觉是沾了皇帝的光(“余沥还沾圣主春”)。
有趣的是，野味不但可以当主菜，还可以做调味品。宋代的洪皓在《松漠纪闻》里就说，北方缺乏生姜，每两价格高达一千二百。因此非常珍视，只有贵宾作客时才切数丝放在碟中，以为珍品。作为替代做法，契丹人只能拿出兔子的肝生切，用鹿舌酱拌着吃。这两种野味的口味固重，滋味如何倒也不难想见……
2.古代欧洲吃野味
当中世纪的欧洲旅行者跨越万水千山，沿着“丝绸之路”抵达遥远东方的时候，他们几乎立即发现这里的饮食习惯与自己的故乡迥然不同。
在地中海世界，食物的选择范围有着诸多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各种宗教的约束。诚然，犹太人与基督徒尊奉的《圣经(旧约)》在《创世纪》里确实说了“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但实际上，《圣经》又对食物(肉食)来源做了严格规定，比如“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就是说各种两栖、爬行动物(蛙、娃娃鱼)都是不能吃的;“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样一来，吃甲鱼、螃蟹似乎也成了上帝所不赞许的事情。
所以，当13世纪的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他愕然发现自己熟悉的各种宗教饮食忌讳在这里荡然无存。他在著名的《游记》里记载，在昆明，人们蘸着蒜汁吃生肉，还吃蛇——甚至是毒蛇。在杭州，“人们什么肉都吃，包括狗肉、野兽肉和各种动物肉的”。在福州，“你要知道，当地人什么样的野兽肉都吃……”下一个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同样注意到，“中国的异教徒不仅吃犬豕之肉，而且还在市场上出售。”
此后，蒙古帝国在14世纪的衰败阻断了从欧洲到中国的陆路交通，一直到16世纪海路的开通，西方人才又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大名鼎鼎的利玛窦率先发现，中国“东西以及南北都有广大的领域，所以可以放心地断言：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在单独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可以发现有这么多品种的动植物”。另一位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a Gruz)更是惊叹中国人可取用食材的广泛程度：“他们也吃蛙，蛙是养在门口的大水盆中出卖，售卖的人要负责剥开。在极短时间内他们能剥100只，他们是从背面剥开个口子，从那里把皮剥光……”虽然这些早期传教士们的信条“是入乡随俗”，但其字里行间仍然满是惊诧之情。
再晚些时候，瑞典博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曾以一名随船牧师的身份登上了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卡尔亲王号”来到中国。他在1750年初从瑞典哥德堡出发，同年8月22日到达当时清朝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并在这里一直呆到次年的1月4日。广州人所吃的田鸡(青蛙)也让奥斯贝克觉得新奇，青蛙在广州的街上每天都有得卖，人们用绳子把它们串起来，活的放在篮子里提着。在奥斯贝克笔下，这是广州人“最可口的食物”。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近代来华的欧洲人众口铄金“中国人逮到什么就吃什么，似乎自然界的生物没有这个民族不吃的”;“中国人在选择食物方面也许是最少讲究的……”。但就对“野味”的嗜好而言，中世纪欧洲人也不遑多让。
比如，在流传至今的一份中世纪英格兰约克郡为内维尔大主教就职而举行的著名宴会的菜单上，六千名宾客吃掉了6头野牛、400只天鹅、104只孔雀。此外还有500多头牡鹿、雄鹿、狍子，1500个热鹿肉饼、608条狗鱼和鳊鱼，12只海豚和鼠海豚……
按理说，现代的医学水平比古代更加高超，人们的生活水平比古代也更加好，吃的东西也比古代更多了，对病毒的免疫也更厉害了，似乎能病倒古人的病毒几乎都能被现代人免疫。怎么会出现古人吃野味没有事，而现代人一吃野味就出事的情况呢?
事实并非这样?《韩非子》中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随着时代的发展，上古之时的病毒渐渐毒不到人类了，也就慢慢灭绝了，于是人类就没有了与之相对应的抗体，于是在少数其他动物中存在的病毒就成为了人类的天敌。
而这些少数动物又有一些特点，几乎让人类很少能捕捉到和吃到，所以这些天然的人类天敌就成为了一些不可对人类产生危害的病毒了。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似乎永远不可能被人类捕捉以及食用的动物都摆上了人类的餐桌，这些病毒就这样再一次的成为了人类的灭绝者。
而这些病毒为何毒不到那些动物呢?首先，这些动物都是有天敌的，那些天敌严格的控制了这些动物的数量，导致了他们不能传播;其次，这些动物长期携带这些病毒，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抗体，自然就无法将这些动物病倒了。
火的使用为人类筛选了一些有害病毒
人和其他动物的最本质区别就是是否会使用工具，其次就是火的使用。火这个神奇的东西为人类的生存建立了第一层生命的保障。火可以烧掉几乎90%的东西，只要火的温度足够，就可以烧掉世界上的所有东西，连病毒都无法逃掉。
《韩非子》中记载：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火的使用使得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在火的强大作用下，几乎所有的病毒都被烧死了，极少部分被人类的消化系统所灭杀，自然人类就很少生病了。
在《佛经》中记载的人类的组成元素为地水火风，地为人类提供了空间，水为生命之源，火为人类提供了保障，而风则是一切的未知。火的发现就为人类提供了保障，成为了人类的保护伞，在火的强大威力下，那些携带病毒的野味自然无法造成威胁了。
古人对其有一定抵抗力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相信，古人在对这些自然病毒的抵抗力上完全甩了现代人数十条街。正如现代人不惧怕感冒来说，古人也不会惧怕那些野味上所携带的一系列病毒。原因就在于他们经常吃这些现代人看起来十分致命的野味上。
古人的劳动水平不高，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古人除了吃自己所种植的粮食之外，还需要到山水之间去打猎垂钓。在这样残酷的物竞天择下，古人自然就锻炼了一副好体魄，自然就不再惧怕哪些现代人畏为财狼的病毒自然伤不了古人分毫。
而在这些劳动过程中，那些不适应环境的人都死亡了，留下的自然是一些适合环境的人。而现代人在这种温和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无论是不适合环境，还是适合环境，都可以在这里生存下去。所以古人自然比现代人免疫更强大。
所以并不是古人比现代人有一个更加强大的胃，这是时代发展的最佳结果以及生物发展的最好证明。古人生产水平不高，但他们更加适应这个充满危机的大自然，现代人怀着改造自然的想法来对待自然，必将被自然所灭亡。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自然才是一切生物的最高法则，只有适应自然才能生存，而改造自然，绝不是一件正确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