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和杭州一样，都有着“人间天堂”的美誉。不过相比于杭州，可能大家对苏州会比较陌生，苏州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要说最有名的应该还是苏州园林，苏州园林可以说是中国私家园林的代表，目前有9个园林已经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且在苏州还发现了很多远古文化遗址。经济方面，苏州2018年的总GDP排名江苏省第一，比省会南京还要高。
苏州，江南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早在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就将苏州赞誉为东方威尼斯，受到世人的青睐。
苏州园林自古有名，历代造园兴盛，名园颇多，号称“吴中第一”。尤以五代吴越国时盛极一时，南园、沧浪亭、虎丘塔等名胜均为吴越国钱王管辖时期所建造。“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这些典雅园林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从同济大学古典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应邀将苏州网师园以“明轩”的形式，移建到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苏州园林更成为世界瞩目的经典中华园林艺术。现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谚语早已深入人心，苏杭亦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代表。那么，何以会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呢?又为何苏州放在杭州前面呢?其中除了从文学角度考虑的押韵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由来
江南山清水秀，是美丽、繁荣、富庶之地，在中华历史文明进程中，江南文化具有较高的地位。旧有“吴有姑苏，越有会稽”之说，它告诉人们，苏州是苏南经济文化中心，绍兴为浙江经济文化中心。
杭州西湖约在汉代才成为内陆湖，由于长期受到海潮的侵袭，经济并不发达，人口也不多。唐以前浙江的经济文化中心在绍兴，随着大运河的开凿，政治资源的转移，杭州才慢慢地发展起来。特别是五代吴越国武肃王钱镠在杭州建都，重民生，修水利，筑海堤，兴教育，劝农桑;三次扩城，史称“城凡三重”，崇佛建塔，造雷峰、保俶、六和三塔，疏浚西湖，使湖山增光，湖水荡漾，荷香飘溢。杭州遂成为江南大都会，雨也适宜，晴也适宜，更像西施那样无论淡抹浓妆都艳丽无双，而人民过上了安定的小康生活，令文人雅士吟唱不绝。
吴越国还有规定：“募民能垦荒者，勿收其税，由是境内无弃田。”在农耕时代，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江南经济发展平添了动力。欧阳修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杭州：“钱塘自五代时，不烦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武肃王钱镠之孙钱弘俶遵循祖训，“纳土归宋”，使政权平稳过渡，避免生灵涂炭，实现祖国统一，也为宋高宗赵构南渡建都临安打下了基础。南宋时期，杭州地位第一次超越了苏州。
最早将苏杭相提并论并将苏杭两地一起赞美的是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于唐长庆二年(822年)任杭州刺史，尔后升任苏州刺史，他对苏杭两地都十分熟悉喜爱，在其任期间写下了不少盛赞两地的诗篇，比如，有夸杭州的“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馀杭尽不如”;也有赞苏州的“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白居易回到北方后，时常怀念江南，“江南名郡数苏杭，写在殷家三十章”，他的《忆江南》成为传世经典。
最早用文字记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是南宋早期田园诗人范成大，他在《吴郡志》中说：“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元初诗人奥敦周卿又把这谚语变换了一下，写进他的《蟾宫曲》：“春暖花香，岁稔时康，真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此，“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广为流传，名扬中外。由此可见，谚语从形成、流传到被文人引用的年代，应是五代吴越国后期或北宋初期。人们虽将苏杭放在一起称誉，但它们的实力是互为消长的。
苏州很早就进入人们的视野，春秋时期苏州就被吴国作为都城。公元前514年吴都建城，同时吴王建造园囿。相传苏州城就是吴王阖闾时伍子胥所造的阖闾大城。据《史记正义》记载：“寿梦(吴兴王)卒，诸樊(吴顺王)南徒吴，至二十一代光(吴道王阖闾)，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唐大历十三年(778)，白居易诗中写苏州的繁雄很具体，云：“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陆放翁《常州奔牛闸记》又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话。不管是苏湖也好，苏常也好，苏州在宋代的经济地位是很高的。
隋唐之前，杭州因为受钱塘江水患的影响，人烟还较稀少。唐时的杭州是个上州，苏州则是江南唯一的雄州(见《通鉴》文宗太和七年胡三省注);至于户口，苏州于中唐以后一直保持十万户，在江南诸州中也是突出的，人多，桥多，水多，庙多。明人郎瑛认为“上说天堂，下说苏杭”的谚语，不是唐朝人的话，他认为“杭在唐时尚僻在一隅，何可相并。”杭州虽然相对偏远，但吴越国时期恰遇空前发展时机，北方战乱，江南安定。南宋金兵入侵，宋室偏安临安后，成为政治中心，经济得到急速发展，都市渐渐繁华，这才领先于古老苏州。
到明清时代，苏杭的地位再次出现逆转。苏州又开始上升，一举超过了杭州。其标志：一是苏州贡献的税赋占比超过杭州;二是在科举考试中，苏州出的状元人数远远超过杭州，位居全国第一。当然，杭州比起当时别的州郡还是要好得多。故文人依旧称苏杭，不叫杭苏，是有一定道理的。
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的崛起、太平天国的战乱、沪宁铁路的开通，杭州成为省会都市，相比而言，苏州的地位逐步下滑，但人间天堂的美誉仍然流传。
吴越国造就苏州古典园林艺术
苏州建造宫廷园林历史悠久，公元前494年，吴越争霸，越败受辱，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用范蠡大夫计，进献美女西施，从诸暨北上使吴，受到吴王的宠幸。吴王在苏州西灵岩山建响屧廊，西施在此起舞弄倩影，吴王如痴如醉，最终荒废朝政，自取灭亡。唐皮日休《馆娃宫怀古五绝》诗云：“响屧廊中金玉步，采蘋山上绮罗身。”苏州私家园林始于西晋，文献记载西晋的辟疆园，唐代文人学士多去游览，陆羽、陆龟蒙、皮日休等人的多首诗篇有此记载，如茶圣陆羽诗云：“辟疆旧林园，怪石纷相向。”
苏州园林在五代吴越国时期得到空前的发展，吴越国王钱镠治理有方，他十分重视苏州地区，派遣其六子钱元璙镇守苏州，元璙以战功赫赫而迁升苏州刺史，在诸王子中威望甚高。他发展经济生产，重视教育文化，使苏州人民安居乐业，颇有政声。《吴越备史》中说他“仪态瑰杰，风神俊迈，性俭约恭靖，便弓马”，风度潇洒，谦虚节俭，英勇善战，人中豪杰。钱元璙在任苏州刺史三十年，他组织了营田军，人数达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当时苏州的水田是全国最好的，曾受到宋人范仲俺的夸奖。苏州城原为春秋时吴王阖闾所筑，系土城，时已残破。钱元璙发明用夯土墙外包砖建城墙，雄伟挺拔，美观典雅，此发明造福于后世，后世建城广为采纳。
钱元璙特别喜欢建造园林，是一个狂热的园林建筑爱好者，他建起了苏州发展史上最大的园林——南园，泽被后世。《吴郡志》载：“南园，吴越广陵王元璙之旧圃也。老木皆有抱，流水奇石，参差其间。王禹偁为长洲县令，尝携客醉饮。”《吴郡图经续记》作者朱长文说：“当兵以剽焚之后，而元璙以俭约慎静镇之者三十年，与江南李氏(南唐李煜)接境，而能保全屏蔽者，元璙之功也。”还说元璙“好治林圃，釃流以为沼，积土以为山，岛屿峰峦，出于巧思，求致异木，比及积岁，皆为合抱，亭宇台榭，值景而造，所渭三阁，名品甚多，二台、龟首、旋螺之类”;又说他“颇以园池草木为意，建南园、东圃及诸别第”。北宋文学家王禹偁曾多次游园，赋诗云：“天子伏贤是有唐，镜湖恩赐贺知章。他年我若功成后，乞与南园作醉乡。”北宋诗人苏舜钦也在游南园之后，写下诗歌：“西施台下见名园，百草千花特地繁。欲问吴王当日事，后来桃李若为言。”可见南园的当时之盛。苏州的名园，如宋人苏舜钦构筑的沧浪亭、范仲淹创建的郡学之庙等，仅是南园的一部分。
元璙之后，其子文奉袭父职，又继续任苏州刺史三十年。父子俩经营了苏州整整一个甲子。钱文奉少时聪明过人，习书史，爱弓马，精骑射，能上马运槊，以武艺高超闻名;他治军有方，礼贤才士，有儒将之风。子承父业，钱文奉也是一个狂热的园林建造者，它在苏州扩筑南园、建造东墅(又名东庄)，均为吴中名胜。宋人路振《九国志》称之为“东墅”，钱文奉曾“三十年间，极园池之赏。奇卉异木及其身，见皆成合抱。又累土为山，亦成岩谷。晚年经度不已，每燕集其间，任客所适。文奉跨白骡，披鹤氅，缓步花迳;或泛舟池中。”
钱文奉情趣高雅，兴趣广泛，喜欢收藏书画珍玩古物，其品质之精，数量之多，令人赞赏。这些宝器被存放在美丽的园林里，适得其所;文人墨客云集园林，谈古论今，把玩文物，鉴赏宝物，其乐无穷。五代吴越国新建的园林如南园和东墅等，在宋代仍为名园。钱元璙父子经营苏州六十年，其功绩可见一斑，苏州园林史理应为元璙父子留下重彩浓墨之篇章。
现代史家认为：时至北宋，以两浙之境而论，苏州最出人才，这与钱元璙、钱文奉幕府有着或多或少的渊源关系。南宋龚明之《中吴纪闻》记云：钱元璙父子“皆为中吴军节度使，开府于苏。时有丁陈范谢四人者，同在宾幕。”这四人是同僚，同为中吴军节度推官。推官的身份，近似秘书。但这四位秘书的孙儿辈，都是北宋赫赫有名的人物：丁守节，其孙丁谓，贵为丞相;陈赞明，其孙陈子奇，官至太子中台，被称为“吴下三贤人”，家住阊门;范梦龄，其曾孙是范仲淹;谢崇礼，其儿子谢涛，官至太子宾客，属东宫官属。王鏊《姑苏志》对这一现象称赞不己，很羡慕“其子孙皆至大官”。
今年是吴越国重建虎丘塔1060周年，苏州以园林享誉中国，而苏州园林的标志性建筑是虎丘塔。苏东坡早就说过：“到苏州不游虎丘者，乃憾事也。”可见虎丘在东坡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虎丘塔比意大利比萨斜塔早建200多年，经历一千多年风吹雨打，仍然雄踞山巅。1961年，虎丘塔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葬其父阖闾于此，葬后3日，便有白虎踞于其上，故名虎丘山。云岩寺塔矗立在虎丘山上，因而又称虎丘塔。虎丘塔始建于公元601年(隋文帝仁寿元年)，初建成木塔，后毁。现今虎丘塔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正是吴越国时期;原有云岩寺在清咸丰十年(1860年)已全部焚毁。唐末藩镇割据，及至五代的政权频繁更替，社会动荡，苍生蒙难，故唐末至宋初这一时期，极少有建筑大型佛塔的，但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国是个例外。在当时的战乱中，吴越国却守有一方安定富庶。当年负责维修虎丘塔的文物专家钱玉成说：“盛世建塔，无论小型精美的金涂塔，还是宏伟壮观的虎丘塔本身，都需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和时间。虎丘塔高47.7米，塔身全砖砌，重6000多吨。如果没有一个安定、文明、富裕的社会环境是绝不可能做到的。”他还认为：“考古中还发现，虎丘塔内最后一个标志年代的文物是‘宋元通宝’铜钱，这是宋太祖登基后发行的钱币，其在位年限至976年止，由此推断：虎丘塔的建设时间应该在900年到976年之间。”
虎丘塔的历史一直为世人所关注。1954年南京工学院教授刘敦桢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刊发《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等文，推断“云岩寺塔应建于钱弘俶十三年己未，也就是五代最末一年，而全部完成可能在北宋初期。”
1957年虎丘塔修缮时，发现了不少文物，宋代经卷及题记、钱币、秘色瓷莲花碗等。文物证明了不少钱家人曾向地宫捐赠了物品。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先生在1957年4月12日《文汇报》发表的《虎丘塔发现北宋经卷等文物目击记》中，记载了经卷中有钱氏包绢上写有“彭城县君钱氏三十八娘舍”等。王冶秋先生在文章最后说道：“按建隆二年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年号，约为公元961年，距今已近千年，对虎丘塔确定历史年代是极为重要的资料，从佛教经典上，织绣工艺上，当时风俗以及雕刻工艺方面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
在虎丘塔保护修缮过程中，已故的文物专家罗哲文先生起过较大作用，他为抢救加固虎丘塔而奔走呼号，悉心指导。1957年，十三陵殿堂发生雷电事件，罗哲文先生提出为古塔古建筑安装避雷针。罗哲文先生早在1953年就随其恩师刘敦桢教授考察过虎丘塔和苏州园林，尔后又来此不下一百次，对苏州园林情由独钟。我曾询问过罗先生关于虎丘塔的有关情况，他认为虎丘塔建造时间为吴越国时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今日苏州成为天下园林之冠，同吴越时期钱元璙父子奠定的基础密不可分，此也彰显了钱氏政权治理江南的功绩。
令人遗憾的是，五代吴越国广陵郡王钱元璙——这一位苏州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其在木渎镇七子山九龙坞的墓地，虽于1960年被公布为苏州市级文保单位，却杂草丛生，荒芜凄凉，令人徒生伤感。钱元璙墓自五代建成后，一直受到历代地方政府和当地民众保护。在清中期时尚完好，乾隆三十四年进士潘奕隽曾为此墓写过《重修吴越广陵郡王墓记》，以史家之平静，描述了钱元璙的一生，云“吴越钱氏既定十三州之地，分令诸子守疆土，以第六子元璙尝解姑苏之厄，征战有功，令守苏州。同光三年，诏升苏州为中吴军，授元璙为节度使，镇抚之。天福七年封广陵郡王。钱元璙父子治苏六十余年，祠墓均在吴郡横山，一名荐福山。”
苏州园林与虎丘塔已成为世界非遗和人类珍宝，为天下人所共敬同仰，它们是五代吴越国树立的千年丰碑，钱元璙父子也因此而得以同祀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为延续钱王之功德，造福广大民众，苏州有识之士和钱氏宗亲希望有关方面尽快复建钱王陵墓及相关纪念建筑，再建一个钱王公园，永久纪念为苏州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的钱元璙父子。
话说回来，“人间天堂”苏州之所以名列杭州之前，不是乡间里人的好事杜撰，也不是士大夫文人的随心所欲，它是由历史原因、经济地位，人文环境和社会影响造就的，也是符合情理的。苏州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不断创造令世人惊叹的奇迹，正在谱写新的历史华章，续写“人间天堂”的新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