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一直都是人们很关心的一个朝代，如果能够探明这个朝代的一些详细信息，将会对人们研究古代历史，又多一些资料。尽管人们常说夏商周，但是对于夏朝的了解却始终非常少，原因之一就是文字，甲骨文其实并非是最早的文字，在此之前还有其他文字，但是现如今却解读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因此对于夏朝的了解，就更少了。而现在有两个地方，在“夏朝首都”上面引起了争议，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夏都?
《国语·周语下》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又《竹书纪年》说，后桀伐岷山得二女而弃其元妃于洛。这两条材料都明确地指出了夏都存在的地理空间。准此，则目前最有可能被确定为夏都的地方当有两个：一是二里头遗址所在地洛阳，二是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广汉。显然，把夏都确定在洛阳或者广汉，形成的夏史体系会完全不同。确定在洛阳，符合大部分人的传统认知;确定在广汉，则将颠覆大部分人的传统认知。那么，洛阳和广汉，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夏都呢?
在《二里头文化与寻找夏朝无关!打破〈史记〉的历史年代框架才是出路》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了二里头遗址不会是夏都的三条依据：第一，二里头遗址所在地伊洛地区是文献中的斟寻，斟寻为夏人氏族名称，其居地并非王都。第二，如果要确定斟寻为王都，则《竹书纪年》“太康居斟寻”一句无法在二里头遗址落实。第三，如果确定二里头为王都，则在学术界主流意见把偃师商城视为汤都的情况下，无法形成自洽的逻辑。
既然二里头不能是夏都，那么，三星堆的夏都身份是否就可以确定下来呢?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下面，本文就在《夏与商周并行论》中提出的“夏分三段”之说的基础上来谈一谈三星堆的夏都名号问题，请各位批评。
一、空桑
根据“夏分三段”的观点，三星堆文化属于虞夏联盟政权的王都，为后羿所灭。《左传》襄公四年，魏庄子谏晋侯言及”后羿代夏“之事时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此“穷石”一名，亦见于《离骚》，而研究夏都者皆不言及。实际上，穷石就是《吕氏春秋》、《归藏》里提到的“空桑”，在《左传》、《帝王世纪》等文献则称“穷桑”，而《华阳国志》则记作”瞿上“，其音可比较今山南藏语的Khyung tshang，意思为神鸟之居。这些内容，笔者在《神鸟崇拜与空桑传说》中已作论述，可以参阅。
二、雒城
在《从周人白狄论来谈陕北石峁遗址、黄帝文化及其鹰崇拜》这篇文章中，笔者曾指出，khyung tshang是古代戎族对三星堆大城的称呼，而与翟人有渊源的今彝语支族群则称此神鸟之城为lo33 zi21，汉语直译即为”雒邑“或“老丘”。三星堆遗址所在广汉久有“雒城”之名，其缘故必当在此。从民族语言来看，“雒城”一词是汉语和古代彝语的混合词，其义为”城市“。如果考虑到彝族复杂的形成过程(另文说)，实际上“雒城”一名也可以用形成彝族底层的百濮语言来读，其义仍然为神鸟之居。换言之，“雒城”和“空桑”二词虽语源不同，但语义相同。
从考古材料来看，汉语的“雒城”一名在西汉时期即已存在。1997年，广汉市小汉镇村民唐兴凤在石亭江河滩发现一件铁质桥墩，上铸铭文十六字：“广汉郡雒江桥敦，重卌五石，太始元年造。”太始元年即公元前96年。1983年底至1984年元月，广汉县南门外导航站在修建围墙时发现一批汉砖，砖上也铸有“雒城”和“雒官城墼”等铭文。
从文献资料来看，三星堆地区的“洛”字在《山海经》中就已经有了记录。如《中次九经》说：岷江之首，曰女几之山。……洛水出焉，东注于江。
洛水，亦作雒水。《汉书·地理志上》广汉郡雒县下条说：“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有工官。莽曰吾雒。”雒水即今石亭江，与湔水、绵水同为沱江三大主源之一。
湔水，即今流经三星堆遗址旁的鸭子河，古称雁江。伊、雁二字上古音为邻纽旁对转，音本相近。因此，《国语》里的伊水完全可视为今三星堆遗址旁鸭子河的古称。
三、阳城
《竹书纪年》和《世本》均有“禹都阳城”之说，说者多有据告成镇出土的属于战国时代的“阳城仓器”陶器而定大禹时期的阳城为王城岗遗址。王城岗遗址为龙山文化晚期的文化。如果按《史记》体系理解，从龙山文化晚期到战国时期跨越了1500年，这相当于说一个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要靠一个当今21世纪的器物来验明正身，显然其可信度非常有限。
在《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称之谜》系列文章中，笔者曾说明三星堆文化具有鲜明的太阳崇拜特色，夏人王族自称为“太阳家族”，并说明了夏人王族自称在其延续文化中留下的历史痕迹。据此可以推断，阳城之名必当为“太阳之城”的简称，其名称由来当与“太阳家族”有关。
四、历史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视野中的夏都辅证材料
三星堆遗址之为夏都，这还可以从多个角度的资料来进行辅助说明。
(一)从地理空间角度看
笔者在《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与大禹治水的传说》一文中已经指出，所谓的伊洛竭是由岷山地震引起山陵崩陷形成堰塞而阻断水流所致。及堰塞崩决而后，洪水出现，于是始有大禹治水之事。从地理空间来看，三星堆地区发生这类自然灾害事件的可能性要比二里头一带要大得多。并且，把大禹治水事件放在岷江流域来进行解释，也更加具有可信度。
(二)从历史地理角度看
历史事件的展开和历史人物的活动都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空间，但古代族群常存在迁移的情况，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若能捕捉包含在地名中的民族、历史、语言、地理信息，即能为研究结论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下面，我们就此略作阐述。
1、帝杼迁老丘：“成都”名称之由来
三星堆文明毁灭后，成都西郊的金沙文化兴起。金沙文化具有鲜明的继承三星堆的特征，这一点为从事三星堆研究者所熟知。笔者在《金沙文明解码》中提到：金沙文明崛起的这一历史事件，在《竹书纪年》中被称为“夏启杀益”，在《左传》中被称为“后杼复国”。
《竹书纪年》记载，帝杼曾以老丘为都。准此，则老丘必当指古代成都。那么，老丘一名和成都的名称会有关系吗?
从考古材料来看，汉字的“成都”一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而其更早的名称则为单称“成”。1985年，沈仲常与黄家祥二位学者联名在《四川文物》发表《从出土的战国漆器文字看“成都”得名的由来》，从先秦时期漆器铭文的演变顺序“成——成亭——成市——蜀郡工官”等对此进行了说明。
如上所说，帝杼之都”老丘“一名用彝语支语言来读即lo33 zi21，意为“城市”。在古代汉语文献中，“成”与“城”通用存在大量的例子，如《左传》文公十一年“齐王子成父”之”成父“，《管子·小匡》、《吕氏春秋·勿躬》、《鲁世家》等并作“城父”。又比如《论语·颜渊》中的“棘子成曰”，刘宝楠正义：“皇本‘成’作‘城’。”因此，考虑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我们有理由推断，古蜀人用汉语里表示城市义的”成“字来记录自己的居地，其实对应的就是“lo33 zi21”这个词。
2、彝族始源地洛尼山之谜
彝族典籍《洪水泛滥》、《洪水与笃米》、《西南彝志》等记载，彝族各支系的共同祖先阿普笃慕在洪水时期避居洛尼山。洛尼山，一般认为就在今云南东北的昭通境内。《大定府志》卷47《水西安氏本末》云：
有曰祝明者，居堂琅山中，以伐山通道为业。久之，木拔道通，渐成聚落，号其地曰“罗邑”;又其山为“罗邑山”。夷人谓邑为“业”，谓山为“白”，故称为罗业白。
这里的朱明，即笃慕，意为君长。“罗邑”一词，有的学者也译作洛邑、洛宜、洛尼等，其原语即lo33 zi21。在《太阳家族与开明传说(下一)》中，我们已经指出，形成当今彝族的重要源头——昆明人与三星堆古族有密切关系，而彝族支系均以洛尼山为祖源地，这就说明《大定府志》的“罗邑”一词与广汉古称“雒城”和成都古称“成”是一脉相承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昭通地区古称“朱提”，这与《华阳国志》记载的杜宇娶朱提梁氏女利的记载暗合。此外，昭通地区及其周边还出产一种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特殊铜矿。据金正耀教授研究，广汉三星堆、新干大洋洲、汉中成洋地区以及殷墟的早期青铜器都有大量使用这种特殊矿。这些材料无疑都是值得先秦史、民族史研究者重视的。
3、蜀王南迁与古代越南史上的“螺城”
秦灭蜀后，蜀王后裔中的一支曾南下交趾(今越南北部)，建了越南历史上的蜀朝，文献称其王为安阳王蜀泮。《水经注》卷37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
又越南历史学家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云：安阳王，姓蜀，讳泮，巴蜀人也。在位五十年，都封溪，今古螺城是也。甲辰元年，周赧王五十八年，王既并文郎国，改国号曰瓯貉国。初，王屡兴兵攻雄王。雄王兵强将勇，王屡败。雄王谓王曰：“我有神力，蜀不畏乎!”遂废武备而不修，需酒食以为乐。蜀军逼近，犹沉醉未醒，乃吐血堕井薨，其众倒戈降蜀。王于是筑城于越裳，广千丈，盘旋如螺形，故号螺城。又名思龙城，唐人呼曰昆仑城，谓其城最高也。
古代越南的蜀朝称其都邑为”螺城“，螺字古音与”雒“亦颇相近。另从考古文化来看，越南地区也曾出土与三星堆文化类似的玉璋、玉瑗、玉璧、玉戈等器物。关于古代蜀地文化与越南文化之间的关流关系，张弘、彭长林、雷雨等学者均有涉及，可以参阅。
1936年，越南北部的清化(Thanh Hoa)还曾发现金印一方，印铭为“晋归义叟王”，这些材料都无疑证明蜀王南迁为可信的事实，并进一步证明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广汉的“雒城”一名来源非常古老。
五、总结
综上所述，由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广汉的古称“雒城“到成都的古称“成“，再到彝族祖源地的“洛尼山”、越南蜀王朝王都的”螺城“，诸名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这些材料充分说明：三星堆遗址是我们真正要寻找的夏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