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个古巴蜀文字想必很多人并未听过，但是这些也都不是问题，因为这个古巴蜀文字其实非常的神秘，如果不相关专业的人还真的就不是很清楚了，这个也都比较正常的，而且相关的记载也非常少，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也是常理之中，今天小编就拿目前知道的一些证据来简单的说一说巴蜀文字吧！
古巴蜀文字指铸刻在战国时代巴蜀铜器上的一些图像和符号，这些图像和符号与纯粹用于器物装潢的纹饰不同，具有原始图像表意文字的一些外部特征。
巴和蜀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两个古老的部族和王国，战国时代其活动中心主要在今四川省境内，公元前316年先后为秦国所灭。
巴蜀文字在地下湮埋了几千年，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巴蜀铜器在四川出土，才为今人所发现。解放后，四川地区考古工作不断发展，巴蜀铜器在四川大量出土，有的铜器纹饰与成都白马寺相同，最为典型的即是所谓手心纹。这一发现，引起科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巴蜀文字最早在上个世纪20 年代成都白马寺附近被发现。在工人取土烧瓦的时候挖掘出了一批刻有巴蜀符号的铜器，随后这批文物失散到民间为人售卖、收藏。
▲ 如今成都白马寺已不存在，只留下了“白马寺街”。
据《成都城区街名通览》记载，位于今白马寺街的成都白马寺修建于明代，具体位置靠近现在白马寺街的人北中学处。白马寺在明朝末年曾毁于战火，清朝在原址重修并几经修补，最终于民国初战乱时期寺院逐渐衰颓。“白马寺”三个字对于我国的历史、文物界而言可谓意义重大。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此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引起了著名学者卫聚贤先生的注意，经过卫聚贤在白马寺的几次考察和对这些文物的对比分析，他于1941年在《说文月刊》第3卷第4期上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巴蜀文化》——“巴蜀文化”这一概念的在这里被首次提出。我们将探讨的“巴蜀符号”最早就出现于这批出土于白马寺附近的文物。
1940年代初，卫聚贤先生开始搜集、整理、研究巴蜀符号，迄今已70余年。70多年以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巴蜀符号的研究者众，相关文献和资料也逐渐增多。然而，巴蜀符号的族属、性质、含义甚至大多数具体符号的辨识仍存在分歧。目前，学界对大部分的巴蜀符号尚未形成共识。
从这本现在流传在古籍市场的《说文月刊》，可见巴蜀文化在当时学术界掀起的巨大波浪。仔细看这些文章的作者：于右任、朱析祖、董作宾、卫聚贤、郭沫若…… 这是怎样的“神仙阵容”啊!
巴蜀符号目前已被学界基本认可为一种早期的特殊文字系统，和现在已知的汉字与少数民族文字系统都有不少差异，是一种随着神秘消失的巴蜀文明而消亡的“死文字”。
目前对巴蜀符号的时代研究只能通过其所在器物进行判断。现在发掘出来铸有巴蜀符号的器物绝大多数属于战国时期，少量可至西汉早期。
▲目前发现的巴蜀符号绝大多数都载于青铜器上，其中又以铜印玺和武器为主
学界普遍认可巴蜀符号流行的时代基本在战国初期至西汉早期。而具体符号出现和消失的时间各有先后。就目前资料来看，巴蜀符号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出现与使用，其消亡也并不同时。
巴蜀符号分类
巴蜀符号的研究还亟待深入，但已有学者为它们做出粗略的分类。严志斌等学者从这些符号的外形上对这些符号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将已发现的符号分为人形、动物形、植物形、器物形、建筑形、几何形六类。
这种初步的划分可以带领我们初步了解这些神秘的符号：
器物型
建筑型
几何型
动物型
植物型
人型
巴蜀符号的价值
我国先秦的文字，除汉字外可确定的只有巴蜀文字;而巴蜀文字对研究我国历史上的古文字系统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例如，有研究指出巴蜀符号与古彝文字有不小的关联。
巴蜀符号是一种以象形符号为主的文字符号系统，无疑是对语言文字中“非线性文字”阵营的极大补充。现代语言学、文字研究长期以来由西方文化所引领，有着根深蒂固的“线性文字达尔文主义”倾向;在这种西方主导的研究路径下汉字甚至曾被视为“落后”的文字系统，中国知识分子也曾几乎走上汉字拉丁化的道路。
巴蜀符号相较已经高度系统化的甲骨文和汉字，恰保留了较原始的图像理据性特征，这无疑是对汉字、非线性文字研究中的重要补充。对巴蜀符号的研究将丰富我们对人类文字系统的认知，补充我们对非表音文字系统的认识。从这个角度而言，对巴蜀符号的深入考察将弥补现代语言符号研究中缺失但又极其重要的一环。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可以说巴蜀符号的研究对推进我国的历史文化研究、打破世界语言学“线性文字达尔文主义”乃至重塑中华文化自信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今后，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巴蜀符号的研究成果。也欢迎大家能积极与我们互动，期待您精彩的发言!
巴蜀符号，又称巴蜀图语或者巴蜀图形文字，是在中国四川省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期的文物上，发现的150个不同图符，统称“巴蜀符号”。它们多数是实物图像，既没有动词、形容词、和连接词，也没有数目字，这还不能构成文句，只是看图解寓意的符号，既和甲骨文、古彝文不同，也与后来的巴蜀文字不一样，是国内惟一一种未被破译的公元前古代文字。我国学者钱玉趾认为这些图符可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种拼音文字。也有人推测“巴蜀符号”可能和金文一样，属于四川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象形文字，但无人可解读。
巴蜀符号是指古巴蜀土著民族铸印或刻划在器物(主要是铜器，也有少数漆器、陶器)或印章上的一种定型化的象形文字，是古巴蜀文化体系的一种表现。巴蜀地区发现的古文字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图像性的符号，即手掌、花蒂、水波、房屋、人头和虎、鸟蝉等;另外是一种文字性的符号，少数与中原文字一致，多数迄今未能释读。“巴蜀符号”即是指前者，而“巴蜀文字”则是在“巴蜀符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所以，“巴蜀符号”比“巴蜀文字”更加古老。
许许多多的巴蜀符号中，面具纹、神树纹、眼形器纹、手形纹、心形纹、璋形纹、戈形纹等，仍然带有萨满教的原始巫术色彩，这些符号不能一个符号、一个图形地宣读，只有当这些图形符号构成一组特定的“符号”时，它们才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只有当事人才能解释，这些莫名其妙的解释为“巴蜀符号”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早在1942年，卫聚贤先生在《说文月刊》3卷7期上，以《巴蜀文化》为题，公布了所收集的巴蜀铜器上h类48种纹饰符号。于是巴蜀文字的材料，便正式在学术界面世。但是，其中也混进了一些鹰品。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四川考古工作的深入，所发现的巴蜀文字材料日益增多。及时地将那些零星分散的材料整理出来，以供研究者参考，客观上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
到了1978年4月，四川省博物馆刘瑛女士，毅然担负起这项重任，利用她便于收集的条件和善于画图的特长，刻绘出《巴蜀铜器纹饰图案》油印本，初步集中了一批较为重要的巴蜀文字和纹饰图案资料。1983年，她将这一成果加以补充完善，以《巴蜀铜器纹饰图案》和《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为题，正式刊登在《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上，成为巴蜀史学者们引用最多的文献资料之一。
最初发现的巴蜀文字，多集中在各类兵器上面。出现较多的是一些图像文字，而少量方块文字则仅存于若干长胡戈上。刘女士《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指出：四川地区东起巫山、万县，西至芦山、石棉，北抵广元，南达犍为、宜宾，皆有巴蜀兵器出土，尤为成都附近各县出土为多。时代上起商周，下至西汉。从考古角度看，这些兵器，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文中将巴蜀兵器归纳为戈、矛、剑、钱等四类。
铜戈
据冯汉骥先生的研究，分为：
1.1 式戈为长援、无胡，锋向下略弯，方内，内上的穿呈尖桃形。一般援部和内上均有纹饰。其中成都交通巷出土铜戈内上浅雕一蚕纹;1976年绵竹出土铜戈援部铸有虎头 。
1.2 式与i式略同，但戈本与内之间有长条形平阑。
1.3 式戈援作尖锐三角形，无胡，方内。其中馆藏一件援身两面皆浅雕一鹰;另一件内上近阑处有三字铭文(即《金石索》夔戈)。
1.4 式戈援部狭长而直，后部特宽，有脊，刃作弧形。其中1979年成都交通巷出土铜戈援部雕一龙形;20世纪50年代成都自马寺出土铜戈内上有巴蜀图像文字(中间 形如骨刀，右为三个三角形连作弧形，左为六角星及日符。
1.5 式则为有胡戈，又可分为中胡、长胡等4型;援部多雕有龙、虎形纹。这种类型的铜戈上，多出现巴蜀文字。其中巴县冬笋坝、广元宝轮院、成都羊子山34号墓出土的2型戈以及馆藏3型戈，内上皆有图像文字;峨眉符溪出土的4型戈，从援本至胡雕有龙纹，援的上部则有图像文字。新都、郫县的2型戈，胡上有类似彝文字母的一行巴蜀方块文字;郫县独柏树、万县新田的3型戈，胡上也有一行方块文字，但笔画要稍稍繁复一些，近似古汉字 。
铜矛
多有弓形耳系，分为：
2.1 式矛为长骸，骸与叶长大致相等，骹部两面多施以图像文字。1976年新津出土的矛，骹部一面为虎纹、花蒂、三个人头串;一面为手文与汉字“王”的组合、蜂纹与折线组合，及钩状、器状图像。1979年广汉文化馆收集的一件，骹部一面为虎、星、兽面，一面为水草、鹿、心手文、双折线与植物符号组合等。
2.2 式矛为短骸，图像文字仍在骹部两面。峨眉符溪出土的一件，骹部一面为蛙纹、七角星、双髻佩剑立人、手文、心文及一组组合图案。
铜剑
多呈扁茎的柳叶形，分为：
3.1，3.2 式剑无格，茎端有穿孔，剑基多浅刻图像文字。其中一件犍为出土的剑，一面为虎纹，一面为月、星、飞鸟、手文。
3.3 式剑有格，图像文字亦在剑基。巴县冬笋坝出土的一件，刻有带翼立人，双手处各有一方形图符;其下有带矩形框的云形符号。
铜钺
4.1 式钺身呈椭圆形 ，折腰，近肩处多刻有简单图符。
4.2 式钺为直腰，弧刃，图符多刻于近肩处。
4.3 式钺有耸肩。
为了便于研究，刘女士将兵器上的巴蜀文字分解成180个图符，分列于17目，集中在一张图上。这对于释读巴蜀文字，无疑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工作。
《巴蜀铜器纹饰图录》一文，以讨论器物上的纹饰图案主， 附带涉及巴蜀文字。其中提到1965年成都百花 潭出土的“符号纹盉”(当作鍪)，盖上有一圈纹饰，其间夹有两组图像文字，相对排列;内圈还有一组图像文字;各组皆由两个图符构成。刘女士将许多铜器纹饰图案加以分解，列在一张图上，百花潭鍪盖上的图像文字。1980年新都马家场战国大墓出土一批器物，上面多刻有同一图符，图中18就是这个巴蜀文字。1950年新津出土的云纹铜钫圈足上的图像文字，则列于图中24。此外，还有两件匙形铜带钩上，也有图像文字的组合。近年出土的大量巴蜀文字印章，亦集中绘在一张图上;其中以圆印、阴刻者居多。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印文 当中，汉字“王”屡见不鲜。
i期：铜器上，已有少量图像文字存在。如成都百花潭铜壶上的“心文”，即为后世所继承。
ii期：巴蜀文字，主要反映在印章上。11期前段的大邑五龙4号墓出土石印，印文简单，呈现原始特征。11期后段则出现铜印 。如新都马家大墓出土的方印和圆印，在巴蜀印章中都是最大的一种，蒲江东北2号墓出土的方印也比较大。印无界格，似是这一时期的特征。图像文字中的波纹线，亦为后世所袭用，但此期的波纹钱，一个字里笔画只有两道。
iii期：图像文字便丰富起来。新出回形文、u形文、手文、鱼文、鹰爪文等。方印和图像文字，则由蜀地渐入巴地。此期图像文字中的波纹线，笔画增多至三道。
iv期：文字资料骤增，其数量可占到全部文字资料的62%左右。此期印章中方印、圆印、半通印并行;方印与半通印还出现了界格;并且有巴蜀文字印与汉字印同出一墓的现象。在涪陵还发现了圆形陶印。在铜器上，出现了许多笔画很细的刻画文字。
v期：巴蜀文字资料，基本上只见于蜀地，巴地未见。在键为五联土坑墓中，首先出现了琉璃 印章。
罗君这些分期论述，无疑有较多的启发性，从中可以看出巴蜀文字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而后迅速消亡的过程。他说，学术界长期以为巴蜀文字创自巴人，其印文是模仿汉字印;现在不必多论，便知其误。巴县冬笋坝50号墓出土印章6钮，其中汉字印有2钮，另4钮为巴蜀文字;荥经烈太一墓出印8钮，其中汉字印1钮，另7钮为巴蜀文字，一墓中出土二、三钮印章者更是普遍。由此可知，这些印章的性质，不可能仅代表族徽或图腾。文字中常见图符的分布范围，实已越出了巴和蜀的地理界线，甚至还见于南方其他地区。如印文“王”字，两广青铜器 上亦较多见，锭形符号还见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甲胄上。罗君认为，蜀中天师道符篆的基本组合形式，直接起源于巴蜀符号，或者说是巴蜀符号的汉语化。巴蜀印文和兵器铭识，也许与符篆一样，起着企求吉祥、辟邪除祸的作用。不过，罗君相信：巴蜀王国使用的是巴蜀文字，虽然汉字在秦灭巴蜀以前就可能传入，但巴蜀王国不会使用中原 文字;所以，他对荥经曾家沟战国墓出土漆器上的“王邦”、“成亭”等铭文发生怀疑，以为时代或许没有那么早，又可能墓主是楚国移民，受到一定的巴蜀文化影响之故。
6、古巴蜀印文的整理
1998年，四川省文物局高文 研究员等辑录了战国巴蜀铜印122件，秦印6件，正式出版《巴蜀铜印》一书，这是对巴蜀印文的一次集中整理，很有学术价值。书中不但拓出印文，还一一刊出了印章的照片，每件印章的下面，并注明时代、形状、规格、出处等详细资料，为巴蜀文字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此书前言指出：对于巴蜀古印，过去研究者很少涉及，只有少数几方巴蜀古印收入谱录，如龚心钊《瞻麓斋古印征》、《宾虹草堂 藏古玺印》等。
桐城姚石倩曾在成都编有《渴斋藏印》，为宜宾博物馆周植桑所珍藏。其中有不少未曾发表过的巴蜀古印，书中首次收录并加以公布。前言还说，巴蜀印文可能是带有巫术色彩的吉祥图语;有些可能是氏族徽号。巴蜀铜印中除巴蜀符号印外，还有一些汉字印，所刻如“富贵”、“中仁”、“敬事”、“万岁”、“可行”、“百”、“高”、“王子”等语，多为战国秦汉所流行。总之，此书印刷精良，印文清晰，弥足珍贵 。
不过，巴蜀文字资料的系统整理、正式公布，迄今还嫌太少。许多材料仅分散见于各种文物考古报刊，多数照片模糊，图形过小，字迹不清，绘制不善;这对于研究者来说，真是过于苛刻了。卫先生、刘女士和罗、高等君付出了很大努力，功不可没，但个人的条件毕竟有限;而且文字资料还在不断出土，有价值的新材料仍在涌现之中。例如宣汉罗家坝最近发现的巴王墓，出土一件圆形铜印;2003年6月29日《成都晚报》15版刊印了它的照片，比较清楚。这一材料十分重要。因此，笔者建议:应当建立专门的巴蜀文字收集整理组织，及时公布正规的文字资料，以供学者研究。
1928年顾颉刚先生在《闽歌甲集序》中说过：“殷墟贞卜的甲骨，若罗振玉先生买到之后只供自己的赏玩，或者要待自己的研究完成之后再行发表，那么，这些东西便至今不能为人所知，有了同没有一样。惟其他肯尽量地印，供给别人研究的利便，所以会得造成一个新风气，在文字学和史学上开出一个新天地。”如今，巴蜀文字也像年发现殷墟甲骨文 一样，需要更多的罗振玉先生，为这项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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