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西安与洛阳是我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的两大古都，也正式因为有着这样雄厚的历史底蕴，所以这两大孤独常常会被人们拿来进行比较。支持者们为此面红耳赤，甚至拳脚相向也是一间非常常见的一件事。可要让小编说啊，早在近我国2000多年前，东汉大文豪班固就曾撰写雄文，对西安和洛阳分出了高下。
大家都知道，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西汉的都城是靠西的长安，东汉的都城则是靠东的洛阳。
汉光武帝刘秀自称是西汉皇室后裔，国号也同样是“汉”，那为什么国都不选在长安，而要迁到东边的洛阳呢?
悦史君认为，汉光武帝之所以选择定都洛阳，主要出于3个层面的考虑：
首先，长安作为西汉的国都，在西汉末年，已经被新朝、玄汉政权、建世政权等多方争夺，早已变成一片废墟，焦土遍野，人烟稀少。
其次，洛阳自夏商两朝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重要城市，东周时更成了国都，而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初，也是定都洛阳，洛阳有当国都的资本。
最后，汉光武帝的发迹地是南阳，洛阳离南阳比较近，便于巩固统治。
于是，汉光武帝选择定都洛阳，并一直都在全力经营新都。
到了汉明帝时期，朝廷财力有所恢复，开始着手疏浚护城河，修缮城墙，重整、扩大皇宫的规模。
可是，原本居住在关中的西汉遗老们，仍然怀恋着旧都长安的热闹繁华，固执地认为东汉建都洛阳是错误的，希望朝廷能迁都回长安。
迁都可不是小事情，汉明帝也绝不可能推翻父皇汉光武帝的决定，但怎么来为洛阳鼓与呼，他把目光盯向了班固。
班固虽然只是一个校书郎，但汉明帝对他有知遇之恩，而且班固也认为，洛阳作为东汉都城更加适宜，他很担心这些关于迁都的议论会扰乱人心，决心写一篇强有力的文章，为东汉定都洛阳的合理性辩护。
班固把自己关进书房里，认真研究了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扬雄的《蜀都赋》等作品，学习它们的结构方式，连饭都顾不上吃，觉也睡不好，苦思冥想几个月后，终于写出了一篇雄文——《两都赋》。
在《两都赋》中，班固借由两个假想人物：长安代表西都宾和洛阳代表东都主人，完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不过，班固在行文和表达方式上，非常注重技巧，因为东汉是以继承西汉的皇统自居，对西汉不但不能否定，反而要加以肯定;但从西汉、东汉的比较来说，当时东汉统治者需要的是对东汉功业和东都洛阳的赞扬、歌颂，所以对西汉的功业又不能作太具体、详细的表述。
为此，班固把《两都赋》分为《西都赋》、《东都赋》两篇，合二为一，又相对独立成篇。
《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蔗、都城壮丽宏大，宫殿奇伟华美，后宫奢侈淫靡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通篇都是赞美、夸耀之词;
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把批评的矛头对准的是秦皇，而非西汉皇帝。
下面接着用一小段写“大汉之开元”，行文十分概括，马上就接着：“今将语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监于太清，以变子之惑志”，开始以封建礼法为准则，赞扬了建武、永平的盛世，以“盛乎斯世”一语作为大段描述的结尾。
后面又说：“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论证定都洛邑，不仅之前有先例，而且洛阳位于天下之中，得地利之便。
在《东都赋》中，班固借东都主人之口，对西都宾先予称赞，再予批评，最终以西都宾的折服告一段落。
不过，《东都赋》不是在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惵然意下，捧手欲辞”之后就结束，而是在下面接上说：“主人曰：复位，今将授予以五篇之诗。”
大约是考虑到下面即录附诗，会使结尾割裂而失去风韵，故将诗附于篇末，而以西都宾的称赞为结尾：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遭，请终身而诵之。”
这一处理显得轻松而诙谐，多少带有一点寓言的味道，使这篇骋辞大赋在庄严之中，带有活泼之气。
班固不在规模和繁华的程度上贬西都而褒东都，而从礼法的角度，从制度上衡量此前赞美西都者所述西都的壮丽繁华，实为奢淫过度，无益于天下。
由于班固在《两都赋》中，完美把握住了当时东汉最高统治者的复杂心态，盛赞东都洛阳规模建制之美，并从礼法的角度，歌颂汉光武帝迁都洛阳、中兴汉室的功绩，宣扬洛阳建都的适宜性，以驳斥关中人士不切时宜的议论，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这使他不仅赢得了汉明帝的褒扬，还获得了与司马相如、扬雄以及稍后张衡并称汉代四大赋家的盛誉，而《两都赋》所开创的京都大赋体制，也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西晋左思《三都赋》的创作，被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撰的《文选》列为第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