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人们从不同角度分析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有“清政府腐败无能说”、“李鸿章避战求和说”、“战略战术落后说”、“日本间谍猖獗说”等。其中流传很广的是北洋海军腐朽不堪，军纪败坏，训练废弛，不堪一击，是导致甲午海战最终失败的直接原因。这种广为流传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它符合历史的实际吗？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甲午海战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原历史的真相。
“腐朽说”的三大依据
其一，1897年姚锡光编撰的《东方兵事纪略》。其“海军篇”说：“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这被视为北洋海军腐朽的“铁证”。由于《东方兵事纪略》被时人推崇为记述甲午战争的权威著作，所以姚氏观点不胫而走，屡为后人引用。
1901年，清官员刘锦藻编写《清续文献通考》，就沿用了《东方兵事纪略》的说法，还总结出“海军废弛久矣”的观点，“北洋海军腐朽说”进一步强化。
民国初年赵尔巽的《清史稿》在记述丁汝昌时也直接引用了《东方兵事纪略》的原文。1945年，范文澜在延安出版《中国近代史》。该书在描述甲午海战时，也以姚著为蓝本。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范先生在中国史学界的泰斗地位，使得《中国近代史》成为国人学习中国历史的经典教材。
其二，“来远”大副张哲荣甲午战后的反思呈文。他说：“前琅威理在军中时日夜操练，士率欲求离船甚难。是琅之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自琅去后，渐放渐松，将士纷纷移眷，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日间虽照章程操作未必认真，至有事之秋，安耐劳苦。”1980年陈旭麓先生等人编辑盛宣怀档案资料时将其选录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中，此后便被其他论著反复引用，成为北洋海军腐败的有力佐证。
其三，“主炮晾衣说”。该说以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的叙述最为典型：“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东乡原为刘步蟾的留英同学，但是当东乡应约上中国旗舰‘定远’号上参观时，他便觉得中国舰队军容虽盛，却不堪一击——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而中国水兵竟在炮上晾晒裤子，其藐视武装若此；东乡归语同僚，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
海军史专家陈悦考证说，这个流传极广的故事是日本人编造的谣言。他在《谎言如何成真：北洋海军主炮晾衣实为谣传》等文中指出：这一谣言是日本小笠原杜撰，由田汉传入中国，再经罗尔纲、唐德刚等人“三传”，从而在中国广泛传播。陈先生对所涉军舰名称、东乡平八郎身份等细节详加考察，一一驳斥了“主炮晾衣说”。他指出，故事的主角“定远”，在小笠原的《圣将东乡全传》中是“平远”，在田汉版本中却变成了“济远”。但无论是“平远”还是“济远”，当时都留防国内，根本没去日本。罗尔纲在《晚清兵志·海军志》中沿用了田汉的说法，而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将“济远”改成了北洋海军铁甲舰“定远”。其实，“定远”的干舷非常低，4门主炮并未直接装在主甲板上，而是安装在主甲板之上的甲板室顶部甲板上，因此主炮距离主甲板的高度接近3米，平时主炮炮管露出炮罩外的长度不足2米。因此要攀爬到一个离地3米、长度不到2米，而直径接近0.5米的短粗柱子上晒衣服是何等艰难，甚至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发生从高处摔落的事故。而“定远”的栏杆、天棚支柱均可晾晒衣物，北洋舰队官兵军纪即使真的涣散，也无须为了晒几件衣服而冒险。
甲午战争后，出现了许多对于丁汝昌个人能力与贪腐问题的批评。
“腐朽说”依据有夸大之嫌
除北洋海军“主炮晾衣”说被有关专家否定外，另外两个论据是否属实？我们认为，这两个论据可能部分反映了历史事实，但有夸大之嫌，不能据此证明北洋海军的腐朽。这是因为：
第一，从其他史料来看，这两个论据并没有客观反映历史的真相。英国远东海军司令弗里曼特尔精通海战，又长期寓居中国与北洋海军交往，因此洞悉北洋海军的虚实。他不相信北洋海军废弛的传闻，而以自己耳闻目睹认为，北洋海军训练有素，操演精熟。水师每打海靶，多能命中。或谓水雷，亦颇不弱。其发炮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因此不可藐视。甲午战后，英国有记者采访三年前辞去北洋海军总教习的琅威理。谈及北洋海军，琅威理仍认为他们操阵很精，射击颇准，营规很严格，士兵都能勤勉于事；而军官大都留学海外，与西方海军将领相比也毫不逊色；那些诋毁北洋海军废弛的传闻，都是捕风捉影。琅威理说北洋海军治军极严，可能有吹嘘之嫌，但凭他多年对北洋海军的了解，他坚信北洋海军不可能一下堕落到腐朽不堪的地步。
二是从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实际表现来看，也有力批驳了“北洋海军腐朽”的说法。在黄海海战开战前4小时，丁汝昌还率北洋舰队在鸭绿江口操练。在黄海海战中，清军虽然装备落后，但士气高昂。在亲历实战的洋人眼中，对北洋海军称赞有加。德人汉纳根说：“遂命开战，诸华舰颇能如余之意，直至药弹罄尽。”可见北洋水兵相当勇敢。当时在“镇远”号的美国人马吉芬也描述道：“及视其次诸官，皆能各司其事，不露胆怯之态，甚属可恃。水手亦甚得力。”众所周知，“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弹尽“援”绝时率舰勇撞“吉野”，全舰252名官兵英勇牺牲；“经远”号管带林永升临危不惧，操轮撞击日舰，不幸中鱼雷沉没，全舰270人除16人获救外全部牺牲；北洋海军舰长以上的军官一半以上以身殉职。倘若整个北洋舰队腐败不堪的话，又怎会有那么多铮铮铁骨的官兵殊死搏斗呢？
三是上述论据都是在战后总结战败原因时才提出的，有为清政府和李鸿章开脱之嫌。黄海海战后，清廷把丰岛和黄海海战的失败归咎于北洋海军的废弛，但上谕对“废弛”没有细化。显然，这条上谕是以北洋海军训练不精来为清政府掩过。而姚锡光与李鸿章私交深厚，1897年《东方兵事纪略》出版时，李鸿章虽已被解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但仍为文华殿大学士，依然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所以姚著描述甲午海战失败的缘由时，侧重北洋舰队军纪涣散、训练废弛等，而对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李鸿章和清政府讳莫如深。而“来远”张哲荣对甲午战败原因的分析，也不得不顾忌自身处境。作为下级军官，他既不敢开罪朝廷，也不敢得罪李鸿章，因此不得不避重就轻，从北洋海军自身找原因。他对甲午战败根源的分析与高承锡、曹嘉祥等其他将士关于武器落后等的分析截然不同。据戚其章在《甲午战争史》中统计，甲午战后，参战将士纷纷检讨海战失利原因，他们基本是从武器装备上寻找客观原因，而像张哲荣那样将战败归结于北洋海军纪律败坏实属罕见。张哲荣的说法仅代表了其个人见解，却没料到竟被后人广泛引用，成为支持“北洋海军腐朽说”的“铁证”。
事实上，北洋海军总体上是一支颇具战斗力的近代海军，其官兵素质在清军中还属翘首。
一是北洋海军的高级军官大都留学欧美，学习过近代西方海军技术，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从1874到1886年，清政府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遴选出80多名优等生赴欧美留学。这些学生回国后，大都成为北洋海军的骨干。总兵刘步蟾在英国留学时“成绩冠诸生”，另一总兵林泰曾也是英国留学生，“资深学优”。还有林永升、林颖启等将领都才学优长。即使一些将领如邓世昌等，虽未留学，但刻苦自学，“治事精勤”，也被提拔重用。
二是北洋海军普通的士兵也经过严格西式训练，具有一定的军事文化素质。因为海军是一个新技术兵种，如旗兵、轮机兵、鱼雷兵等，没多少文化的普通农民是不能充任的。士兵们平时使用英语操练，训练科目也有一套较为严密的规程。琅威理任总教习时，对士兵要求极严，“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
“腐朽说”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甲午战后，“北洋海军腐朽说”迅速出炉并不断被强化。随着历史的层层累积，这种观点被后世史家反复引用，愈来愈被认为真实可信。这种观点广为流传，已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甲午海战失败根本原因的正确认识，而且对清末海军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一是“北洋海军腐朽说”的流行掩盖了对甲午战败其他原因的认识。甲午海战的失败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因素在起作用，清政府昏庸腐败、海洋海权观念落后、战略指导错误、指挥体制陈腐、战役指挥失误、陆海军不能协同作战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构成了甲午战败的多层原因。甲午战后，清廷上下指斥北洋海军腐败，全然不作亡羊补牢，以致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轻而易举从海上将兵力运到大沽和塘沽，从容进入天津。
二是“北洋海军腐朽说”的流行使清政府不能正视自身错误，对海军建设做出了错误抉择，影响了清末海军的发展。甲午战后，清政府错误地认为，北洋海军耗费了大量钱财却腐败涣散、不堪一击，因此发展海军已无多大意义，于是因噎废食，1895年撤销了海军衙门，接着停办海军内外学堂，而且任由俄、德、英、法等国霸占海军重要港口如旅顺、胶州湾、威海、广州湾等。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时，清廷议和大臣甚至建议将“海天”、“海容”等5舰撤售，以向列强表明中国无海防的决心，后经叶祖珪力争才作罢。由于清廷对北洋海军的失败一直耿耿于怀，将失败原因归罪为海军腐败，所以清末新政中编练的新军基本是新式陆军，海军则日益萎缩，清末海军发展每况愈下，万里海防形同虚设，以致日俄两国肆无忌惮，公然在中国领土上开战。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沉痛的。
三是“北洋海军腐朽说”的流行影响了对北洋海军的正确认识。有的人只看到了北洋海军存在的腐败现象，而忽视了北洋海军大多数官兵所表现出的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我们不能一叶障目，而应看到北洋官兵的群体形象，并对他们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