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的历史记载乃至反映当年战争的影视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日军在最后关头往往要以“武士道”精神拼杀，尤其是日本军官更是被长期灌输这种疯狂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部队经常出现全军覆没的情况，将军级的军官却没有一人当俘虏，“佐”级军官即校官也极少有人被俘，一旦面临被俘的危险他们基本都能按照武士道要求以野蛮的剖腹方式自杀。下级士兵多数也能顽抗到最后，面对被俘前景多数人会选择自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一直将神道教与军国主义制度结合起来，设立靖国神社又是一个重要措施。按照日本的神道教和武士道的解释，为天皇和神国战死尽忠的将士升天后就会成为“护国神”，世代受到供奉，家属也会受到国家从优抚恤和社会尊重。军人如果投降或当了俘虏，不但进不了靖国神社，还要被当成“叛国贼”，家属也会在社会上抬不起头并受株连。日本军人上前线前，一般都要到靖国神社参拜，并约定“我们到靖国神社见面吧”，这实际上是一种强迫官兵死战而不能被俘的制度。在 20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这种做法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经济水平和科技已经迈入世界前列的日本，在军队中会保留如此野蛮落后的传统呢？看看这个特殊的东洋国度的近代化进程，就可明白一些西方人形容日本的话是准确的，那就是“虽然穿上了文明的外衣，却仍保留着野蛮的筋骨”。
自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后，工业化和科技水平有了巨大进步，却保留了不少封建主义野蛮传统，如过去的“武士道”就被所谓“皇军”继承下来并被当作官兵的准则。
若是通俗地讲，“武士道”就是训练一个军人有狼和羊的双重性格，对天皇和长官是唯命是从，上级打自己耳光也只能立正喊“哈依”(はい)即“是”，而对敌人就要异常凶狠，战败不许投降而只许自杀。日本历史上的武士都要佩戴长、短两把刀，长刀用来杀别人，短刀用来剖腹杀自己。
近代日军根据“武士道”精神制定的《战阵训》规定：“被俘乃军人最大耻辱”，规定绝望关头也要战斗到最后，万一落入敌手必须自杀。日本近代的教育还贯彻神道精神并培养对中国的优越感，声称自己是“神国”，对中国轻蔑地称为落后、腐朽的“支那”，更不允许当所谓“支那人”的俘虏。
许多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表面现象看，认为日本军人不怕死。其实日本普通人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一样，都是珍惜自己生命的，面对枪林弹雨和死亡威胁，日军士兵一般也不敢向前冲。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前线报告普遍称“敌之攻击精神甚差”“日本兵的冲锋勇气远逊于中国兵”，不过想活捉日本兵却非常困难，其原因就在于日本当局实行的制度要使当俘虏的官兵感到生不如死。
日军战时有一条严酷的法令，就是“ 100小时不归队除籍令”，除特殊情况，失踪者如四天四夜不归队便认定“阵亡”，灵牌送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这一规定等于断了被俘人员归路，若活着回来等于嘲弄了靖国神社。一些被俘的日本官兵被放回后，都只得在全队集合面前剖腹自杀向靖国神社“谢罪”，才能保住本人名誉和家属所受抚恤待遇。
仅从自杀的形式看，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确实也是近代世界罕见，剖腹这种古代武士遗风正是典型表现。剖腹的含义，是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显示忠诚和清白，方式是先用刀深深刺进左腹，再用力向右拉，把肠管全部割断并流出肠子。这种自杀方式非常痛苦，又不容易迅速致命，因为刀子捅进去后自己马上会感到巨痛，手一软就没有劲再向右拉，很多剖腹的人都是肚子上插着刀子流着血，又喊又叫又一时死不了。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军官在剖腹时往往要找帮手，让帮手拿着刀或枪站在旁边，看到自己难受时就补上一刀或一枪。
1945年 8月战争结束时，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是死硬分子，他在御前会议上反对投降却劝阻无效，回家就决定剖腹自杀。身边的军官问他需不需要帮手，阿南惟几自信地说本人是剑道五段，早有这方面的训练和毅力，不要任何人帮忙。
阿南惟几挥刀剖腹时，用刀捅进肚子后因疼痛而手软，不能再切割，倒在“榻榻米”上两腿直蹬，一时又不能速死。旁边的人奉命不能帮忙，又看阿南实在太痛苦，叫来一名军医为这位大将打了一针吗啡，使他麻醉过去，慢慢流血几个小时后才死去。从此事也可看出，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不但体现在对外侵略方面，对自己人也十分野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