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团”的成功暴动，给了日伪军以重重一击。当他们胜利归来时，苏中军区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军区首长盛赞“汤团”干部战士的英勇果敢、赤胆忠心和坚强的组织纪律性，并对“汤团”在反“清乡”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予以高度评价。
1943年4月16日，为配合反“清乡”的需要，根据苏中军区党委的决定，新四军通海自卫团在团长汤景延的率领下，集体打入敌人内部。历经了惊心动魄的163个昼夜后，“汤团”于9月29日夜在金沙、刘桥、石港等地同时暴动，胜利回师。这种集体假投敌的斗争方式，在我军的历史上史无前例！
大胆设想
1943年春，苏中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局势日益严峻。日伪军秘密调集大量兵力，准备重点“清剿”苏中四分区的通海五县(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崇明)。情报传到苏中军区，引起了粟裕等首长的高度重视。通海五县临江面海，无险可守，但它的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是贯通大江南北的咽喉通道。一旦这五县失守，江南新四军18旅将孤军奋战，江北的军需供应也会陷入困境。事关根据地的安危存亡，坚守又没有实力，怎么办？
军区领导经过反复研究，一个大胆设想形成了。他们决定派一个团以假投敌的形式驻扎到通海，借以侦察敌情，控制大江南北的通道，等任务完成后再与主力部队里应外合，胜利返回根据地。该方案在军区党委会上获得一致通过，但它具有极大的冒险性：万一被敌人识破;万一走漏风声;万一叛徒告密;万一有人在敌区腐化变质……哪种“万一”出现都会招致巨大的灾难。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怀着对自己部属的无限信任，军区司令员粟裕决定与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单独谈一谈。
“为了粉碎敌人的"清乡"，你有什么打算？”
“带领部队，勇敢作战。”
“还有别的办法吗？”
“别的办法？”
“譬如说，钻到敌人肚子里去。”
“怎么钻？”
“带部队投敌。”
“投敌？”汤景延大吃一惊。
“当然是假投敌！”粟裕笑了。他当即把目前的局势和军区的决定讲了一遍，要汤景延率通海自卫团“钻进去”。他有个形象的比喻：要像孙悟空那样摇身一变，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
通海自卫团1942年初组建，是由民间爱国人士出面组织的地方自卫武装，并没有列入新四军的序列，隶属苏中四分区和中共通海工委、通海行署双重领导。那么苏中军区为什么要选这样一支部队去完成这个任务呢？
原来，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有个特殊的背景：他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局势变化和党组织失去联系。抗战初期，他加入国民党任中校炮兵营长。找到党组织后，他离开国民党参加新四军，并重新入了党。正是考虑到汤景延身分特殊，立场坚定，军区才把这个任务交给“汤团”。虽然假投敌会遭受不明真相人的误解，但为完成党赋予的光荣任务，汤景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智入敌腹
为适应打入日伪内部的需要，苏中军区让崇明警卫团团长沈鼎法、副团长沈仲彝和参谋长茅琛率部并入通海自卫团。另外，上级又为“汤团”配备了两名政委，一位是顾复生，负责全团的思想政治工作;一位是赵济民，携带两部由短枪警卫保护的秘密电台，负责与上级联络。另外，汤景延对部队进行了精简整顿，对不适应参加此次特殊行动的人员进行调离，同时调进30余名党员，使党员在全团人员的比例达到十分之一。为使部队既能拉出去，又能拉回来，团党委还专门在全团基层骨干中秘密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泄密。等一切准备就绪，汤团长摇身一变，开始“腐化堕落”起来：抽鸦片、打麻将、花天酒地……他的行为引起了伪苏北特工站站长姜颂平的注意，两人很快“情投意合”。闲谈中，汤景延对共产党“牢骚满腹”，姜因急于扩充自己的势力，主动提出要汤景延率部“反正”。汤景延先是假装吃惊，继而犹豫不决，最后是讨价还价：“反正”可以，接受番号也行，但部队建制和驻防地不能变(这是投敌的最终目的)，姜颂平满口答应。
4月19日深夜，“汤团”驻地枪声骤起，“捷报”立马传到南京：新四军通海自卫团在原国民党炮兵营长汤景延的率领下集体“反正”！日伪军好不高兴。他们当即下达公开、秘密两道命令：一是重奖汤景延，给全团官兵发钱庆功，并批准“汤团”为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汤景延任团长，沈仲彝任副团长;二是密令苏北清乡公署和苏北特工总站，严密监视“汤团”的一举一动，防止有诈。
随后，汤景延在姜站长的帮助下“晋见”了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李对汤景延的行为大加赞赏，当即晋升他为旅长，授少将军衔。汤景延“升官”后，喜气洋洋，大操大办，发放请帖招待敌伪各路头面人物，一些阿谀之徒纷纷前来套近乎。于是，敌人的“清乡”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情报便在谈笑中和酒桌上不断传入汤景延耳中，他再通过秘密电台传回苏中军区，这样，粟裕等首长身处军区指挥部，对敌情却了如指掌。
汤景延“反正”后果然“堕落”得厉害，他不但求升官，还想发财。当旅长没几天就下令开办协记公行，自任经理，账房先生由顾复生担任。公行主要是贩运粮食、肉类、菜蔬等，在几个港口都设有分行，南北货物频繁进出。实际上，“汤团”正是利用打入敌人内部之后控制南通沿江港口和开设公行的便利条件，保障新四军长江南北的联系。他们一面支援江南的18旅，一面替江北主力购买和运输军需物资，为新四军筹款筹粮。他们还负责搜集和转送军事情报，掩护党政军干部往返大江南北，并秘密处决了一批日伪特务。一举多得，真是大快人心！
经受考验
当然，敌人也不是傻瓜，他们也在不断考察这支新的“反正”部队。
一道命令下来，某月某日要点验“外勤警卫团”。明为点验，实则要查家底，看看“汤团”到底有多少人员和武器装备。汤景延当即做出安排，将一批精良的武器及担负特别任务的人员隐藏起来，不接受点验，一面命令部队加紧操练，以良好的形象去应付敌人。果然，敌点验官在检阅部队后大加赞，认为“汤团”的训练人员、武器装备登记翔实，当即表示满意，高高兴兴地回去交差了。
不久，敌人又问为什么在二营附近发现穿便衣、挎短枪的人？原来，“汤团”的秘密电台就设在二营防区。为防止被敌人发现，电台经常转移，时而陆地，时而水上，虽然电台未被发现，但保护电台的便衣队被敌人看到了。汤景延一看不妙，当即派二营长周显才到敌伪特工站汇报解释。周显才沉着走进伪特工站，向站长汇报说那是营短枪队，负有化装侦察任务，所以穿便装，并按伪军惯例献上1000元孝敬费。由于周显才神态自如，汇报情况滴水不漏，敌人疑虑顿消，他们不仅收下了“孝敬费”，还礼貌地回赠驳壳枪一支，一场危机得以化解。
6月上旬，一辆小车突然开进“汤团”团部。来人手持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和伪特工总站站长姜颂平的联名请帖，邀请汤景延到南通“游玩”。敌人究竟在耍什么花招？汤景延来不及细想，毅然坐上小车，只身前往南通。紧接着，又传来一道命令：“外勤警卫团”更名为“教导二大队”，于6月16日集中到南通受训。原来，敌人怕指挥不动“汤团”，先把汤景延当人质抓在手里，再来调动部队。
情况突变，怎么办？团里其他领导立即通过秘密电台向军区领导请示。军区党委经慎重考虑决定：由副团长沈仲彝带着队伍去南通受训，顾复生留下来继续担负大江南北的联络、沟通任务。集训期间，敌人有意将“汤团”的官兵分开训练，并要求集训时不带武器。面对敌人的险恶用心，沈仲彝巧妙地通过敌伪内部的熟人打通关节，争取到担任士兵队军训教官之职，从而继续掌握部队。他还设法使团部文书免训，专职看管装备，防止武器落入敌人手中。两个多月的集训过去了，敌人未能发现“汤团”的任何破绽。
胜利回师
集训结束后，“汤团”成了名副其实的“教导二大队”，下辖五个连。此时，它被从原驻防地调离，转到了内地二线，分散在长达200公里的十几个集镇上。而且中间还夹杂着不少敌伪部队，沿江港口改由敌人信得过的嫡系把守。
敌人分明是想吞并“汤团”！鉴于侦察敌情的任务已完成，为保证部队安全和在最恰当的时机给敌人重创，团党委一面向上级请示是否抢在敌人动手之前率领部队从敌人心腹地区“破腹而出”，一面深入各连了解官兵思想状况，切实掌握部队。
同时，他们还制定了联络暗号，这样，一旦得到上级指示，就能迅速行动。9月23日，“汤团”接到指示：全团29日晚开始行动，夜里11点以前务必撤至各指定地点，由南通警卫团接应撤回根据地。
离“破腹”只有五天时间。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团党委作了周密部署：汤景延坐镇团部，全面指挥“破腹”战斗，沈仲彝到部队去指挥各连行动。为迷惑敌人，汤景延特意让营长周显才宣布9月30日结婚，邀请敌伪特工站的正副站长赴宴。
全团家属以喝喜酒为名于29日下午先行撤出，由周显才护送到指定地点交给接应的部队。随后，他返回驻地，准备指挥战斗。29日傍晚，汤景延邀请特工站正副站长和伪警察局长到家中打麻将，先把敌人派来监视“汤团”的指挥官控制住。
行动的时间到了！正在陪敌特头目打麻将的汤景延把牌一放，对敌人说：“我去解个小手。”汤景延一跨出房门，埋伏在门外的几名警卫员立刻冲进去，当场将他们三人击毙。随后，团直属队在汤景延的指挥下，冲入特工站，俘虏了全部的特工人员。而全团所属各部则在金沙、刘桥、石港、骑岸、金乐、余西、三余、东社、九门闸等长达200余公里的战线上同时暴动，有的摧毁伪区公所，有的围歼伪公安局，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并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汤团”的成功暴动，给了日伪军以重重一击。当他们胜利归来时，苏中军区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军区首长盛赞“汤团”干部战士的英勇果敢、赤胆忠心和坚强的组织纪律性，并对“汤团”在反“清乡”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予以高度评价。
“汤团”打入敌内部整整163天，完成任务后又漂亮地撤出，这样特殊的战斗，在我军的历史上实属罕见！此后，该团被编为“联抗”第二团，在汤景延副司令的带领下继续新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