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目前，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供奉在靖国神社中。
侵略亚洲的头号战犯
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希特勒、墨索里尼齐名的三大法西斯头目之一，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侵略亚洲的头号战争罪犯。
1935年9月，东条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为加强对伪满洲国政权的支持，残酷镇压中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东条英机率日军直扑察绥和晋北，并炮制伪“察南自治政府”。
1940年2月，东条就任临时军事参议官，7月就任近卫内阁陆军大臣兼对满事务局总裁。他担任陆军大臣后，即派遣日军进入印度支那南部，并提出建立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共荣圈”口号。
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8日，美国、英国等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东条英机下令开始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及香港等地发动进攻，全面实施日本蓄谋已久的“南进”计划。不到半年时间，日本侵占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近38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沦陷地区人口达1.5亿之众。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所到之处，疯狂掠夺资源，残害当地居民，虐待盟军战俘。
1945年9月12日，作为日本头号战犯的东条英机自杀未遂，被捕入狱。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发动战争、侵略别国等罪行判处死刑，12月22日被执行绞刑。
“九·一八”的罪魁祸首
板垣征四郎
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是日本昭和时代重要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之一。
从1917年至1919年，板垣征四郎任参谋本部部员，被派往中国从事特务活动。1922年起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从此更加频繁地出入中国，从事侵华阴谋活动。他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一起，号称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
从1929年7月起，板垣筹划进行了三次所谓“参谋旅行”，对中国东北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经过这些“参谋旅行”，板垣对当地地形以及中国军队部署等军情进行了刺探，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作战计划。
1931年，板垣征四郎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在沈阳北郊柳条湖炸毁南满铁路路轨，以此为口实出兵占领沈阳，进而占领整个中国东三省。
1932年，板垣征四郎炮制伪满洲国。同年8月，板垣晋升为陆军少将，并被任命为伪满洲国执政顾问。
1937年3月1日，板垣返回日本，任日军陆军第5师团长。该师团也以“板垣师团”的名称在中国大地上横行肆虐，犯下了累累罪行。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板垣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
侵华间谍头目
土肥原贤二
19世纪，日本确定以中国和朝鲜为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后，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特务机关。其中，最著名的是一脉相承的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清末时期的青木宣纯机关、北洋政府时期的坂西利八郎机关和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土肥原贤二机关。
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大将，是长期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的侵华阴谋家。他是出生在日本军人家庭的“中国通”，被称为“东方劳伦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中的重要人物。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积极搜集情报，配合日军全面控制中国东北的行动。为了使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土肥原提出应抓住溥仪一心想复辟的心理，在东北四省和内蒙古，建立以逊帝溥仪为首的日本傀儡政权。任内还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建特务机关扶植汪伪政权。1943年土肥原调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统辖日本驻马来亚的第29军、驻苏门达腊的第25军、驻爪哇的第16军和驻婆罗洲的日本守卫队，虐待战俘，造成大量战俘死亡。
1948年11月，土肥原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对中、美、英等国实行侵略战争和战争阴谋”等罪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
南京大屠杀的元凶
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长期在日本军队机关供职，前后驻华13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通”。在其任职期间，曾参与策划并积极支持侵略中国的行动。
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发出“南京城攻略要领”，称即使守军和平开城，日军入城后也要“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对战俘问题只字未提。12月15日，松井再发出作战命令，“两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在各自警备地区内，应扫荡失败残兵，收集隐匿之武器与军需器材，扫除战场。”日军占领南京后，由于受到作为日军华中方面军最高长官松井石根的纵容与默许，各师团基本采取了“不留俘虏的方针”，将所有俘虏全部“处理掉”，从而使日军在南京这座千年古都内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在此后约6个星期的时间内，日军官兵在南京城内肆无忌惮地烧杀淫掠，犯下了极端残暴的反人道罪行。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被日军以枪击、刺杀、活埋、水溺等各种残忍手段集体屠杀或零星杀害的达30万人以上，被日军奸淫的妇女超过两万人。日军还对南京城进行了大抢劫、大纵火，历史名城被毁1/3，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松井石根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被处绞刑的“缅甸屠夫”
木村兵太郎
甲级战犯木村兵太郎被冠以“缅甸屠夫”的恶名。1939年以前，木村兵太郎是日本的炮兵专家，以提高日本的火炮杀伤力为己任。
1939年3月，他被任命为第32师团长，晋升为中将。1939年4月14日，木村兵太郎率领8000多名日军对鲁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率队“出征”前他对部队下达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全歼八路军及根据地，还要施行“三光”政策。当受到八路军重创时，气急败坏的木村兵太郎便命令日军士兵对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进行血腥屠杀，并将2000多名老百姓关押在“新华院集中营”做苦工。此后每年达10万余人的中国劳工从这里被掳掠到东北、日本的矿区做苦工，山东、吉林、辽宁、山西等地从此出现了罪恶的“万人坑”，也给日本侵略军的罪行留下了血的证据。
1940年10月，木村被调任关东军参谋长，专事讨伐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1944年8月30日，被调任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在与中国远征军作战中，他所率的日军损失大半。他将失败迁怒于当地民众，一手制造了仰光大屠杀血案，并因此得到“缅甸屠夫”的恶名。日本战败后，他在仰光举行的盟军受降仪式上放下了屠刀，立即被作为甲级战犯押送回日本。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是甲级战犯中最后一个被绞死的“屠夫”。
南京大屠杀的主谋之一
武藤章
武藤章，日本陆军中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任陆军军务局局长，侵华战争中扩大派的代表人物，东京审判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之一。
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期间，日本策划了民族分裂分子、内蒙古贵族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成立伪蒙古军政府的阴谋。武藤奉命潜入内蒙化德，企图说服伪蒙军进攻并占领绥远，进而窥伺中国甘肃、宁夏，以扩大伪蒙军政府领地，继而成立受日本控制的“蒙古大元帝国”。
1937年8月，在武藤章的积极策划下，日军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在中国华东地区燃起战火。
同年12月，武藤章担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协助松井石根攻占南京。武藤章是指挥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谋之一。他借口“城外的宿营地不足”，“由于缺水而不敷使用”，命令城外的日军可随意在南京城内选择宿营地，从而给南京市民带来了灭顶之灾。12月17日，在举行攻占南京入城仪式时，他与松井石根以及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等一同耀武扬威，检阅道路两旁的日军部队。
1941年，武藤章升为中将，1943年至1945年先后任日本驻苏门答腊第2守备师团长等职。在此期间，他对当地居民进行屠杀，犯下了累累罪行。
战后，1948年武藤章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广田三原则”的始作俑者
广田宏毅
1915年，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广田便是这一侵略性文件的起草人之一。
1933年9月，广田弘毅进入内阁，担任外相，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1935年8月，广田提出了对华关系三原则，其实质是：(1)中国停止抗日活动，抛弃依赖英美政策，与日本合作;(2)中国要承认伪满洲国，借以促进华北与“满洲”的经济文化关系;(3)中国应与日本合作，“防俄”、“防共”，旨在绞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广田的对外侵略政策得到了军部法西斯的支持和信任，“二·二六”兵变以后，在军部法西斯的支持下，广田弘毅出任内阁首相，从此，日本军事法西斯专制体制正式确立。
1936年8月，广田召集“五相会议”，确立了新一届内阁的“国策基准”，提出了“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确保帝国于东亚大陆之地位，同时向南洋发展”的基本方针。方针着眼点在于，在继续推行对华侵略扩张的同时，更要兼顾向东南亚地区的侵略渗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广田弘毅被判处绞刑，是7名被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中唯一的文官。1948年12月23日凌晨，在东京被处死，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日本法西斯教父、短命首相
平沼骐一郎
平沼骐一郎是日本近代法律界的核心人物。他在日本政界有“敬神家”之称，主张天皇亲政。
1924年，平沼骐一郎着手创立奉行国家主义和国粹主义的右翼团体——“国本社”。 “国本社”是日本法西斯的大本营，拥有20万名会员。在平沼的影响下，日本军队内部也出现了法西斯团体，这些团体成员后来大多成为军国主义分子，其中的陆海军人物均成为发动侵略战争的骨干成员。
1939年，平沼骐一郎就任日本第35届首相，上台伊始便颁布了《扩充生产力计划要纲》，扩大军工生产规模，借以维持侵华战争。随后，他又修改了兵役法，废除短期兵役制，延长国民服兵役的时间。同年3月，平沼内阁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实施更残暴的警察宪兵统治制度，建立法西斯战争体制。
平沼骐一郎组阁后还紧锣密鼓策划成立汪伪汉奸傀儡政权。1939年2月，平沼内阁通过了由汪精卫出面组织“新中央政府”的方案。
1940年7月至1941年，平沼出任第二次近卫内阁内务大臣和国务大臣。他又积极推动内阁走上扩大战争、对美开战的道路。
1947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因平沼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战争罪”以及发动诺门坎战役的责任，以“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判处其终身监禁。1952年8月，平沼因病保释出狱，随即病逝。
谋划“九·一八”事变的罪犯
小矶国昭
小矶国昭1912年出任关东都督府参谋，开始其逞凶中国东北之路。他在参谋职位上提出加强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一系列建议。1916年3月至9月，小矶积极参与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主张拥立宗社党爱新觉罗·善耆一派，后因一系列中国政局变动作罢。不过，小矶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夺取中国东北的野心从未停止。“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即是时任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合谋的结果。
1932年8月，小矶国昭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长，血腥镇压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实施殖民统治政策。小矶还调兵遣将，发动热河战役，并在侵占热河后发动长城战役，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确立了以长城为界的“满洲国”边界。小矶国昭于1932年10月组织500名在乡军人移民中国东北，首开武装移民的先例，并将法西斯组织“正义团”引入东北，作为辅助关东军实施殖民统治的工具和帮凶。
在统治朝鲜半岛4年半的时间里，小矶国昭大力推行“内鲜一体”的奴化教育，保甲连坐式的“爱国班”活动，强征兵员和劳动力，掠夺支持侵略战争的各种资源，给朝鲜半岛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战后，小矶国昭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0年病死于狱中。
鼓吹战争、散布流毒的恶魔
白鸟敏夫
白鸟敏夫主张实行强硬外交政策，积极推行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白鸟敏夫站在军部和关东军的立场上，积极鼓动日本拒绝接受国际联盟调查团报告书，叫嚣“日本应该立即退出国际联盟”，“调解只不过是一种外交手段”，最终使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并支持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
1935年11月4日，白鸟致信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建议日本应该抓住当前的时机，立即发动北上进攻苏联的战争。
1937年12月，白鸟作为日本外务省特派员，到中国华北和华中战场进行调查，其间与日军将领板垣征四郎密谈，返回日本后便竭力鼓吹板垣“要举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侵华战争”的观点，宣扬日军在中国的战果，企图更大程度地动员日本国民及政府投入到战争中。
1940年7月近卫文麿二次组阁，松冈洋右出任外相，德、意、日三国缔盟正式提上日程。松冈立即邀请白鸟敏夫担任外务省顾问，白鸟大肆鼓噪，疯狂推动三国缔盟。
1948年11月，白鸟敏夫以“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法庭认为，白鸟是扩大侵略战争的“最有力宣传者，其流毒最深”，“在量刑时不是考虑他的职务，而是他的活动超越了自己的职务，所以造成严重的后果”。
1949年，白鸟敏夫因患喉癌，病死于东京巢鸭监狱。
推行“三光政策”的“暴君”
梅津美治郎
梅津美治郎，日本陆军上将，日本侵华战争重要罪魁之一，东京审判的28个法西斯战犯之一，最高军衔为大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军事压力陡增，梅津与小矶国昭和永田铁山协商，制定出军备改革方案，以满足应急军备的需要。
1934年3月，梅津美治郎被派任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积极采取措施，巩固伪满，分裂华北，排挤东北军和国民政府驻华北的军队。
1935年5月，梅津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驱逐东北系及中央势力出华北”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逼迫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这一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省的几乎全部主权，同时也等于为日军向华北地区发动全面进攻敞开了大门。此后，华北危机日益严重。
1938年5月，梅津美治郎接任日军第一军司令官，率部侵占山西，进行“治安肃整作战”，展开残酷“扫荡”，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作战”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40年，梅津晋升为陆军大将。其间，梅津签署创立第731部队4个支队的秘密命令。1941年、1942年，梅津下令进行“关特演”(以苏联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训练关东军部队。直到1944年，关东军向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等输送了大批精锐部队。
1948年11月12日，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攫“满铁”偷袭珍珠港的罪人
东乡茂德
东乡茂德历任驻德国大使及驻苏联大使，曾劝说苏联放弃援华。他极力维护日本所谓的“国益”，主张以战争手段，实现日本的“大国”地位。
1912年，他进入日本外务省。在担任欧美局长期间，东乡同苏联代表就日本赎买北满洲铁路问题进行谈判，以低价攫取了北满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从此，日本设在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机构“满铁”完全垄断了中国东北全境的铁路运输。
1939年5月至9月，东乡茂德负责处理“诺门坎事件”，与苏联达成停战协定。这是他外交活动的得意之作。后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他还以此狡辩，自诩“敢于同军国主义斗争的和平主义者”，冀望减轻对自己的惩罚。
1941年10月至1942年9月，东乡茂德担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参与太平洋战争的筹划和准备。他的角色也从政策的执行者转变为政策的制定参与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还与其他阁僚合作指导太平洋战争及对华战争。
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东乡犯有“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以及对中、美、英、荷的侵略战争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50年，东乡在服刑期间病死于东京巢鸭监狱。
“三国同盟”怂恿者
松冈洋右
松冈洋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外交官，人送外号“五万言先生”。他尊崇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思想，以此指导自己的外交活动。
“九·一八”事变前，松岗洋右多次担任日本驻中国领事，曾发表臭名昭著的《驳中国的满洲论》演说，强调“满蒙是日本国防上不可缺少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要以别国领土作为自己的“生命线”和国防要地等言论，为日本侵华大造舆论。“九·一八事变”后，他作为日本驻国际联盟的首席代表，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辩护。
1933年3月8日，日本内阁决意退出国际联盟，松冈洋右也在离开日内瓦后前往意大利，拜会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以寻找日本未来潜在的盟友。
1940年7月，松冈洋右受邀出任近卫文麿内阁的外务大臣，随即实施其利用欧洲战局之利在东亚扩大侵略的野心与行动。同年9月，日军铁蹄踏上中南半岛北部。松冈洋右认为，此际“首先应当强化与德国、意大利的关系”，力主签订德意日三国轴心同盟，清洗了外务省中的亲美英派，为结成三国轴心同盟铺平了道路。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正式签字，松冈在东京举行盛大的庆祝会。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未来得及受审，便于1946年6月27日病死。
发动“一·二八”的“狂人”
永野修身
永野修身是日本元帅、海军大将，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海军第一号首脑，是一个积极主张扩充日本海军实力和实行对外侵略的战争狂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永野修身下令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造成中国军民伤亡3.4万多人，财产损失16亿元，仅闸北就有五六十万人无家可归。此后，日本军舰溯江而上，炮击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迫使国民政府暂时迁都洛阳。
1936年1月15日，永野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退出伦敦裁军会议的声明，率日本代表团回国。由于日本的退出，英、美、日的海军军备竞赛进入了“无条约时代”，正式拉开了造舰竞争的战幕。永野修身还会同外交、大藏、陆军大臣一起制定了广田内阁的“国策基准”，其主要包括4项内容：一是在东亚体现皇道精神;二是安定和巩固日满国防;三是铲除苏联威胁，防备英美;四是发展南方民族的经济，即确保日本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的战略。
1941年初，他出任海军军令部总长，指示山本五十六制定“海军南进计划”和偷袭珍珠港的具体方案，并竭尽全力协助东条英机指挥海军进犯东南亚国家，同年12月他签署了偷袭美国珍珠港的作战命令。
1946年5月3日，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还未等法庭对其罪行进一步深究，便于1947年1月5日病死在美军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