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帮蒋介石封锁大陆：1949年6月，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为了遏制新生的人民政权并准备卷土重来，蒋介石开始了“闭港政策”。国民党封锁了北起辽河口，南至闽江口，其间包括秦皇岛、天津、永嘉、宁波、上海等重要口岸的沿海区域。并向全世界宣布，在上述海区“严禁一切外籍船舶驶入”，“一切海外商运均予停止”。随着东南沿海省市的相继解放，台湾当局实施海上“闭港”的区域，也逐步扩大，凡是他们能够到达的沿海港口、近海航道和岛屿都实施封锁。美国对台湾当局的“闭港政策”从默认到公开支持。尽管美国的商船也遭到过袭击和截留，但美国政府依然从“大局”出发，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台湾当局。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匹兹堡市注册成立了一家“西方企业公司”（简称“西方公司”），这家公司的总部设在台湾台北市中山北路，在金门岛、大陈岛和白犬岛设了联络站，旨在策划、训练、装备国民党军队袭扰大陆，为国民党军队拦截开往大陆港口的中外商船提供情报支持。这家公司在台湾的首任老板是美国中校皮尔斯。
训练大批特务频繁袭扰大陆
1951年，“西方公司”为帮助台湾当局向中国大陆派遣特务，在台湾淡水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设置了高级队、通讯队、爆破队、情报队、心理作战队，并开设了标语宣传、新闻广播和造谣追谣等课程。授课老师由美国“教官”桑姆士、皮尔斯等十几人组成。培训人员经“西方公司”全面“包装”后，便被派到台湾外围岛屿，构成包围中国东南沿海的情报网，直接向新中国进行各种特务情报活动。
“西方公司”最大规模的活动是训练国民党盘踞在浙江沿海岛屿的杂牌部队。当时，“西方公司”主办了“东南训练团”，3个月一期，每期训练一个大队。为了执行特殊任务，“西方公司”又从各个大队中挑选人员，成立了一个登陆连。从1953年11月开始，“西方公司”将登陆连拉到大陈岛，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特殊训练，使他们掌握了爆破、通讯、游泳、划船、拳击等技能，以完成用武装袭击的方式获得情报的任务。经过训练和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在“西方公司”的直接指使下，对大陆沿海实施了多次袭扰、侦察行动，但都遭到了失败。
1954年10月21日晚，“西方公司”派遣一个登陆排，乘美国轮船“蓝天使”号从大陈岛出发执行武装登陆任务。登陆后，3个班分头行动，但没想到刚下船就遭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围攻。这些本想打探情报的特务丢下十几具尸体后就仓皇逃了回去。在船上督战的“大陈防卫地区司令部”和“西方公司”的代表见登陆排大败而归，恼羞成怒，当即将排长撤职。
在美国的怂恿下，台湾当局有恃无恐，疯狂袭击、截留与大陆有贸易往来的各国商船。实施“闭港政策”。不久国民党军队就在长江口外袭击和截留了英国货轮“安琪色施”号、“摩勒”号、“隆美”号、“济南”号、“和生”号。这使英国不得不派军舰为商船护航。一次，英国护航舰队的4艘驱逐舰护送商船行至长江口，突然遭到国民党海军3艘“太”字号驱逐舰的拦截，英方急忙将附近一艘巡洋舰和一艘护卫舰调来增援。面对英方的全副武装，国民党海军纵使来势凶猛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双方在海上僵持了3天之久，差点酿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海战。
在“闭港政策”时期，很多国家的商船及物资都被国民党掠夺。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美国的授意下，台湾当局将袭击的主要目标定为社会主义国家船只。“西方公司”利用他们训练的特务，四处搜集情报，以提高袭击的准确度。1953年10月，波兰油船“普拉卡”号满载上千吨的物资，由中东开往上海。这个消息被“西方公司”的特务获悉。国民党海军将其截获，并押往高雄港。该船不仅物资被掠，而且船的名字也被改为“贺兰”号，编入了国民党海军。
1954年5月，波兰货轮“哥特瓦尔德”号满载自行车驶往中国，途经台湾海峡时，被“西方公司”特务侦察到，国民党海军迅速出动，将其抢劫并押至高雄港。该船被改名为“天竺”号，编入国民党海军。船上运载的自行车也难逃厄运。这批自行车是中国从东德订购的，其造型独特，坚固耐用。国民党十分喜欢这批自行车，将其分配给家属使用。几十年后，在金门、马祖仍然可以看到这些自行车的影子。
同年6月23日，苏联“陶普斯”号油轮满载航空汽油由中东开往中国天津，途经台湾海峡时，被“西方公司”特务发现，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马纪壮接到情报后，亲自乘“丹阳”号驱逐舰前去拦截。“陶普斯”号被强行押到台湾，改名为“会稽”号，编入国民党海军。
“陶普斯”号上有40多名苏联船员，“西方公司”想策反这些船员投奔“自由世界”，以造成国际影响。台湾情报部门体会到美方的意图，着实下了不少功夫。除了为苏联船员提供舒适的旅馆外，还准许他们上酒吧，晚上则“供应”女人，并暗中录像，作为要挟他们的手段。但绝大多数苏联船员拒绝了他们的拉拢和腐蚀，毅然回国。
事后，苏联政府也曾就此事向联合国申诉，却遭到美国的阻挠不了了之。苏联政府还曾派出舰队在台湾海峡附近游弋，试图夺回油船，但由于国民党海军事先早有防备，不让油轮出港，也未获成功。国民党炸沉、袭击、拦截外国商船的行为，引起国际社会的愤慨，不少国外媒体称国民党海军是“海盗”。“西方公司”自以为伪装巧妙，行踪诡秘，其行动不为人所知。殊不知它在台湾活动不久，底细就被泄露。“西方公司”的内部人员因自作聪明，自己露了馅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一次，国民党海军拦截了一艘名叫“黑利康”的英国货船，白犬岛联络站负责人迈克尔马上派翻译郭立墨去和船长谈话，企图套取情报。没想到英国船长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不仅没将情报透露给郭立墨，反而把“西方公司”的底细搞清楚了。英国船长回到香港后，将“西方公司”的情况公之于众，甚至连白犬岛上美国人的姓名及身份都说得清清楚楚。港英当局一气之下，宣布不准“西方公司”的人去香港度假，使美国人大失脸面。
随着中国沿海岛屿的相继解放，台湾当局已无力继续实施“闭港政策”，不得不放弃封锁。“西方公司”经过了4年的“辛劳”也一无所获，自感大势已去，不得不于1955年宣布关闭，其业务由美国“海军辅助通讯中心”接管。
国民党丢掉大陆后蒋介石最恨的是美国！民国将亡，人心涣散，大势已去，蒋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李。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中国历史在1949年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尽管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党国”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蒋介石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迁台之后，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有什么反思么？
高华：民国将亡，人心涣散，大势已去，蒋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李。蒋责美袖手旁观，不救他。1949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蒋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会获胜，所以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骂：“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
当然蒋介石也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过失所在：1949年2月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写道：“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到该年年底，蒋介石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曾总结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1949年的最后一天，蒋在日记中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而最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延伸阅读：蒋介石日记1949年5月节选
1949年5月3日，日记右侧大字“本日杭州撤守”。次日负气似的写：“余主张早撤不再为美国守门上当也” (1949-5-4) 。
5日下午，蒋氏带着儿子去虹桥路拜别宋美龄父母的墓，然后去东平路上当年他与宋结婚时的新居“爱庐”看最后一眼。那时宋美龄还在美国，归期未知，蒋氏当时凄惶的心情不禁流露在日记里：“晡与经儿同往虹桥路岳父母墓前敬谨告别回程到东平路爱庐视察全室皆空但觉凄凉与愧惶而已”(1949-5-5) 。
(出于好奇，我回头找来1927年12月1日蒋宋结婚那天的日记。果然新婚之日照旧写日记，蒋氏这点坚持确是与众不同。日记里记述先到孔宅换礼服、再到宋宅行教会婚礼，然后到大华饭店礼堂行正式西式婚礼，“见余爱姗姗而出如云霞飘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地矣”。礼成后乘车游.行、晚宴，最后进入新房。可惜以下的三行字被墨笔涂去，隐约看出最后三个字好像是“乐无穷”。以后几天他都称新婚夫人为“爱”，又过几天变成“三妹”，两人偶有“欢争”─ ─玩笑的争执，到月底就开始吵架了。)
5月7日蒋氏乘““江静轮”离沪赴舟山，在船上写日记，说想建设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的省区，“台湾”两字原为“福建”，被划掉改成台湾。
17日飞澎湖，发现澎湖的要塞和营区破败无人，气愤愧悔得无地自容，几乎想“遁迹绝世了此一生”。5月25号由澎湖赴高雄，接报宁波沦陷，上海已不能降机，而爱将汤恩伯已在吴淞口指挥各军撤退了﹗终于，5月27日他写下：“上海已于昨日沦陷矣”。
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内容是反省他人的责任过错，一是桂系李宗仁：“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另一当然是美国人：“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
6月初再反省上海与浙赣线的溃败，又发现白崇禧要负全责，因为白牵制了汤恩伯的主力部队：“失败实数已知其大概白崇禧如不强制汤部主力西移皖南则不惟无此重大损失而且保卫上海之战亦必会胜矣”(1949-6-4 上星期反省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