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3日，日本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在无比欣喜之余签发命令：从即日起举国庆祝三天。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蒋介石本人和国民党高官俨然以史无前例的抗战英雄面目出现世人面前，出席酒会、接见记者、发表演讲、表彰嘉奖、追攻授勋，等等，几乎忙的不亦乐乎。而在接受日伪军投降和接收日伪财产方面也捷报频传，这让蒋介石几乎完全陶醉在抗战胜利的喜悦和欢愉之中。
由于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完全限制和排除在外，在客观上使得蒋介石和国民党一家独享了空前巨大的抗战胜利果实，但因蒋介石对此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加之对整个日为财产接收的前期筹划和组织安排工作极不到位，而是把日为财产接收当成了国民党内部利益再分配的一个机会，任由国民党内各方高官从中大捞一把，由此导致了国民政府在日降财产接收过程中政令不统一，缺乏集中管理，财产接收各自为政，争抢接收物资和接收人员从中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极为严重，不仅大大激发起中共等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和斗争，在国民党内广大中下层也因接收日伪财产形成的分配不公产生巨大的反对力量，而且随着接收日伪财产中饱私囊所造成的国内经济大浩劫发展蔓延，使国民政府财政极度空虚，等等，都成为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全面溃败的最直接原因。
据何应钦所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和《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等历史资料记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通过各种形式包括利用日伪军力量接收在内，共计接收日军步枪685897支，手枪56698支，轻重机枪30961挺，各种火炮12446门，步机枪弹10899万发，炮弹207万发，装甲战车456辆，卡车14964辆，马匹73886匹，各种飞机1068架，机动船舶514艘7.7万吨。
除了军事上的装备、武器弹药的接收之外，更多的还有工厂、商店、宾馆、文化娱乐场所等日伪所霸占经营的各种经济产业实体，以及日伪各级官员个人所占有的大批豪华住宅、别墅、公馆以及大量豪华小汽车等民用财产，等等，几乎统统都在国民政府的接收之列。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除军事上的装备、武器弹药等尚能够被国民政府大部接收之外，其余应接收的日伪财产十之有八九落入国民政府各级高官私人手中。比如，国民党军统、中统等系统利用权势大量抢占接收物资，许多官员个人趁机大捞一把中饱私囊;许多接收大员趁机抢占工厂、商店、宾馆等日伪财产，高档别墅、豪华小汽车，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名人字画等也随之均被国民党各级官员所系数贪占。国民参政员傅斯年当时公开撰文指出，“蒋介石、国民政府简直把接收日伪财产当成了少数人大发胜利财的天赐良机。”
据史料记载，当时在大片国统区内，接收日伪财产成了国民党各级高官生财的最好手段，许多国民党官员各显神通四处接收，北平、上海、武汉、南京等各大城市一下子冒出40多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关，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制服，戴着大沿帽，拿着盖有各种大印的封条沿街张贴，有的还在门口放上几个持枪岗兵。而且这拨刚走，那拨又到，撕去别人的，贴上自己的。有的一张门扇上贴著10多个封条，有的干脆破门而入，先是抢夺金银现钞，接着就是贵重物品，后来有的竟连电灯泡也不放弃了。
比如，东北地区的南满铁路在沈阳拥有房产1200余栋，均被国民党各系统以单位名义接收后，由各级党政官员私人占有，最后仅仅剩下两栋作为国民党驻军用房。在武汉，国军共计接收工厂180多座，大批机器设备和原料等被国军官兵变卖，而接收过后能开工的仅有30余座。湖南长沙有日伪军汽车3400多辆和100多吨汽车零件，国民党20多个单位势均力敌红了眼瓜分抢占，最终有人把情况上报紧急给蒋介石，老蒋一气之下手谕“不准抢分”，算是没有被劫分。
在接收财产中，国民党各路接收人马为了一己私利都争红了眼，各方甚至不惜动用枪炮开起火来。比如，汤恩伯所属的第三战区某部为争夺上海一所日本俱乐部，竟与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士兵相互开枪射击，直接打死打伤20多人。此事发生后，双方竟然成功地瞒过了蒋介石。
著名作家张恨水对此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于是他抓紧时间创作发表了长篇小说《五子登科》，该书所写内容直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员与民争利，疯抢胜利果实，贪污腐败的种种丑陋表现。所谓“五子登科”，就是那些以抗战英雄自居的国民党各级高官，嘴上讲着跟着蒋介石提出的“新生活运动”和“礼、义、廉、耻”，而在实际行动上却完全另搞一套，竞相追逐着位子、房子、票子、车子、婊子这“五子”，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国民党各级官员纷纷利用权力和一切机会置房产、抢洋车、包二奶等丑陋恶行。因张恨水的《五子登科》来源于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出版后一时间重印了六次，总印数超过300万册。
有史料记载，战败等待受降的日军高官很熟悉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寡廉鲜耻，他们在交出资产时故意隐匿一部分财产不入册，另以副册交给接收官员，以此作为做“买路钱”。比如，侵华日军第6方面军总司令冈部直三所部在武汉投降后，把留下的大批现金、鸦片、军粮、食盐、轮船和汽车等，秘密交给作为武汉地区接收委员会主任的国民党第6战区副长官郭忏。郭忏将大部分接受受降财产变卖后私自截留，只将一小部分用轮船装运南京，“赠送”给国民党上层官员。
1946年7月，蒋介石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院和国民参政会等单位接连不断的报告中陆续得知，接收日伪财产中出现的各种贪污腐败现象非常严重，已在广大民众、知识界和国民党内怨声载道，才开始意识到日伪财产接收工作存在“严重错误”，并认为接收工作的混乱黑暗已成为“政府最大之耻辱”。于是，蒋介石下令国民参政会、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院，组成一个庞大“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以北京、上海、天津为清查重点，于同年9月初紧急赶赴国内各地展开一次“全面清查”。
据史料记载，发了抗战胜利横财的国民党各派势力，为了保护各自在接收中获得的巨大利益，都纷纷向各清查团组里安插人手，以此明争暗斗之烈，保护自己不受清查。 比如，派出的清查团从上海到广州，两个多月没办一个案子，但清查团成员们却各自腰包鼓鼓地打道回府了。
当然，派出去的清查团也有收获甚丰的。比如，以团长李嗣聪为首的冀察热绥清查团，一行八人通过在天津进行为期两周的清查，竟然查获出当时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刘乃沂贪污案”。经查，大贪官刘乃沂贪污拥有公馆3处、汽车2辆、黄金2000余两、美金1万元、珍珠1万余粒、皮筒150余件、金镯12只、金表3块，还有水泥、白糖、钢铁等大量物资，并有接收三家日本人洋行的大量物资也未呈报，藏匿物资总价值高达10亿法币之多。蒋介石接到关于刘乃沂案的报告后，当即作出“刘乃沂处死刑，唐静海督导不力，令其引咎辞职”的手谕批示。
现在看来，刘乃沂仅仅是国民党内众多贪污腐败分子中最倒霉的一个。他的倒霉跟今天某些贪官的倒霉如出一辙，那就是与女人有关。据史料记载，刘乃沂之所以东窗事发，就是因为他与天津名绅苏议员争夺一名红舞女而引发的。尽管在那场为一个女人而产生的角逐中，刘乃沂以权势、地位、资产和个人魅力胜出，但他却由此得罪了天津的那个名绅。于是，那位名绅暗中派人搜集整理了刘乃沂贪污、鲸吞敌伪产业的大量证据，并亲笔写下三封举报信，直接寄给了蒋介石派到平津的清查团长李嗣聪。于是，在苏议员的举报下，大贪官刘乃沂彻底栽了。刘乃沂被执行枪决时，年仅44岁。
刘乃沂由此成为了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枪毙的第一个接收大员，但枪毙一个刘乃沂并没能拯救已经贪污腐败到了极点的国民党。据说，蒋介石在退守台湾后总结国民党失败教训时，曾经三番五次地提到，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腐败，而国民党腐败的开始则是从抗战胜利开始，更是从接收日伪财产开始。蒋介石悔之太晚矣。
抗战胜利后，随着日本政府的无条件投降，特别是日伪军事装备、武器弹药等的大量接收，使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军事实力陡然增强了几十倍。而此时此刻，被意外得来的抗战胜利果实冲昏头脑的蒋介石，不是冷静倾听社会各方意见，吸收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共同组建联合政府，不是推行民主政治，考虑迅速医治多年的战争创伤，不是研究如何迅速恢复发展战后经济，尽快改善人民生活，而是继续坚持他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甚至动用独享的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全面内战，最终仅仅三年时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就在全面内战中一败涂地，最终不得不退出中国大陆的政治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