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在阳周(今属陕西延安)的一间囚室里，受新皇帝胡亥派遣而来的一位使者正高傲地对着一名囚徒训话：“你本人罪孽太多，已经不可赦免，而你弟弟又犯罪当死，按大秦的律法，你应被连坐处死。”
闻听此言，这位叫蒙恬的囚徒自顾自地倾诉起自己家族的辉煌战史，及其本人为秦帝国立下的汗马功劳。使者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唠叨，告诉他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此时，绝望无助的蒙恬只好对天长叹：“我为什么会无罪而被杀掉啊？”
过了一会儿，眼中含泪的蒙恬想起了自己率军民筑长城的往事，遂用低沉的声音缓缓说道：“是啊，我罪孽深重，本来就该被处死。万里长城就是经我的手完成的，筑长城，挖壕沟，这中间能没有截断大地脉络的地方吗？看来，这就是我的罪过。”
言毕，这位威震大漠南北的一代名将吞药自杀。
出于对秦二世胡亥和巨奸赵高的憎恶，很多后人对被他们杀掉的蒙恬兄弟和其所效忠的公子扶苏报以深深的同情，甚至认为如果蒙氏兄弟不死、扶苏即位就可以改变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
然而，这种廉价的同情毕竟代替不了真实的历史。蒙恬之所以会走到被冤杀的末路，绝不是“绝地脉”这三个字就能造成的，他对时局的严重误判也是导致他悲摧命运的最主要原因。
作为秦国将门之后，蒙恬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后期才崭露头角，所以只捡了个收尾的战功——灭齐。要知道，齐国已经四十多年不修武备，其宰相还是秦国早就安排好的间谍，所以蒙恬率领的秦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就拿下齐都临淄。这样白捡来的战功，和老将王翦用倾国之兵血战灭楚一比，估计蒙恬都不好意思提起。所以，靠着秦始皇荣宠上位的蒙恬当然想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以巩固自己九卿之一的地位，可是，当时天下已经统一，哪还有仗可打？
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出现了。秦始皇在第四次出巡全国时，看到了方士卢生献给他的一幅写有“亡秦者胡也”的图谶。出于对亡国的恐惧，秦始皇未与大臣们详细朝议，就直接出动30万大军北击匈奴。
当时的匈奴并未强大到可以威胁大秦帝国的程度，蒙恬作为掌管咸阳军政大权的高官，对这个事实应该是心知肚明的。秦始皇本人当局者迷尚可以理解，而作为旁观者的蒙恬若不清楚就说不过去了。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蒙恬利用这个图谶，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以实现其政治野心。
蒙恬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先后办了三件大事。他先是以“若鸷鸟之追群雀”之势，未经大规模战役就夺取了匈奴的战略要地河南地(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而后他又大量迁徙人民充实边境郡县，为防备匈奴反击又征发数万民夫修筑横跨北方万余里的军事屏障—长城;他还动员军民截断山脉，填塞深谷，为秦始皇巡游天下开全长1400里的直道，从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一直通达甘泉宫(今陕西淳化)。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就有实行苛政、暴敛于民的传统，统一之后的领导层更是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作为这些规模浩大的军事行动和工程建设的主要负责人，蒙恬当然知道如此滥用民力的后果是以牺牲万千百姓利益为代价的，但是他仍然没有和皇帝抗争，致使“死者不可胜数……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这足以看出身处统治集团高层的蒙恬，不仅是秦始皇急政的主要执行者，还为了一己之私，把本来就尖锐的阶级矛盾推向了迅速激化的边缘。
蒙恬在临终吞药之前，之所以会仰天长叹地将自己的死归结于虚无缥缈的“绝地脉”，其实就是想以此来遮蔽他那未曾完全实现的私心和野心。靠着征匈奴、修长城等“赫赫功劳”上位的蒙恬，下一步计划就是当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沙丘之变时，赵高就曾说：“扶苏刚毅勇敢，他继位后必将任用蒙恬为丞相。”)为实现这个计划，蒙恬竭力搞好和当时公认的皇位继承人公子扶苏的关系。若不是秦始皇突然死亡而带来的意外变故，蒙恬肯定会在这种押宝式的政治赌博中获得巨额回报。
但是，比蒙恬更有私心的赵高和李斯合谋将这场豪赌的结果彻底更改了。在北方军营里耐心等待更好机会的蒙恬最终等来的是那个拿着赵高篡改后的遗诏来要扶苏命的使者。头脑简单、未经世事磨炼的扶苏自行了结生命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反应，这让在旁边的蒙恬错愕不已——精心选择的一手好牌转眼间变成了烂牌，接下来还怎么玩啊？
当然，蒙恬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起兵造反。可是一旦如此，他平素一直小心隐匿的野心就会被彻底撕去外包装，到时候该拿什么来号召和动员那些都恨死了秦朝暴政(包括他本人)的士卒和民夫呢？于是，他甘愿被囚禁，甚至愿意以死来保住蒙氏家族的荣光。
千余年后，一位南宋诗人用一首“绝漠功虽大，长城怨亦深。但知伤地脉，不悟失人心”来咏叹蒙恬这位可怜之人，语言虽短，道理却深。往古来今，有多少像蒙恬这样才大功亦大之人，倒在了“失人心”这三个字上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