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十一月里走湖南，宜临蓝道一起占，冲破两道封锁线，吓得何键狗胆寒。十二月里过湘江，广西军阀大恐慌;四道封锁线都突破，势如破竹谁敢当(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陆定一与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合作，写出了这首著名的《长征歌》。党史专家称，完整的《长征歌》共有13段。因为长征历时13个月，每个月写一段，反映在这个月里的大事件，13段合起来就是长征的全过程。
于都河、湘江……这些地名背后，隐藏了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故事里又有哪些值得铭记的江西元素？
红军将士和机关人员共86789人从于都转移
据中共党史学家石仲泉介绍，于都在中央苏区史上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中央苏区巩固的后方基地(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及所辖单位、中央后方保管处、大多数红军医院，均驻在境内)，又是中央红军主力大部集结突围转移的最后出发地。
1934年10月上、中旬，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军团和中央机关改编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分别从瑞金、兴国、石城、长汀等地出发，赶到于都河沿岸集结，一面休整补充，一面作突围转移前的最后准备(红九军团从会昌出发，直接去与于都交界的第二集结地区安远)。
最后撤离中央苏区战场的是进行保卫兴国县城战的红五军团，他们赶到于都已是19日傍晚了。参加突围转移的中央红军将士和机关人员共86789人。其中，大部到于都集结多日，于10月16日夜晚开始，从于都县城东门等10个渡口过河，历时四五天，踏上战略转移征途。
为支援红军渡河，于都河沿岸的群众和县城居民，几乎将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甚至老人寿棺等一切可用器材都捐献出来，在60里长的河段上架起了5座横跨400多米宽水面的浮桥。为避免敌机侦察暴露目标，船排工人全力配合红军工兵部队，头天下午架桥，次日凌晨拆除，保证红军每天能够顺利夜渡。
不仅如此，于都人民还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在5月至7月以及9月的两次扩红运动中，上万名于都儿女加入红军，组成了八个补充团。
“于都河畔火把明，风萧萧兮江水寒;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石仲泉说，在红军西行远征的那些日子里，深秋星夜，月圆月缺，至今，那个亲人送别的场面久久萦绕他的脑际。于都河不是易水，却胜过易水;送别的歌声不是渐离击筑，却胜过渐离击筑。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悲壮别曲。
于都为何是中央红军长征前最后的“集结出发地”？
采访中，记者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当年中央的领导要选择于都作为红军战略大转移的集结出发地？对此，石仲泉表示，这是由当时选择的战略转移路线和目标、当时的战争形势以及与粤军首领陈济棠秘密谈判的结果综合决定的。
石仲泉解释说，1934年9月初，中央红军对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完全无望后，由中革军委制定战略转移的路线和目标，选择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突破国民党粤军设置的封锁线，然后沿赣粤边界进湘南，沿着红六军团西进路线渡过湘江，再掉头北上湘西地区。根据这个抉择，无疑要将红军集结在便于通过赣粤边界进入湘南方向的于都地区。
同时，从于都转移对红军也比较有利。因为1934年10月上旬，中央苏区仅剩瑞金、宁都、于都、长汀、会昌、兴国、石城、宁化等县。比较完整的是于都，其他各县则只有部分地区。国民党军主要兵力已分别从北面、西北面、东面和东南面几个方向紧缩包围圈，有的县城已经失守，有的县城已处于敌军炮火的威胁之下。唯有于都、安远一线，由国民党粤军布防。粤军担心蒋介石的嫡系乘机进入广东，为了保存实力，粤军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不那么卖命。
事实上，为了不在堵截红军的战斗中遭到猛烈攻击，粤军首领陈济棠曾主动试探与红军媾和，并派遣密使携信给周恩来、朱德。1934年10月上旬，周、朱抓住这个机会，派潘汉年、何长工作为中革军委代表，在寻乌罗塘同陈济棠的代表进行了三天三夜的秘密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内容称：红军有行动时事先通报，行动只是借道转移，不深入粤境;粤军届时从防区后撤40华里。于都在地理位置上正处在借道粤军防线的要冲。红军要从西南方向突围，不能不将红军各军团集中于此。因此，于都被选为长征的集结出发地。
“值得说明的是，说中央红军最后在于都集结出发进行长征，同中央机关和红军各部分别从所在驻地出发进行长征，这两者不是矛盾的。”石仲泉表示，当时，红军各部和中央机关分驻不同地方，接到转移命令后离开所在地。就此而言，这就是他们各自开始长征的出发地。但是，他们(除红九军团外)不是从所在地直接离开中央苏区各自长征的，而是奉命都先到于都集结，作好最后的准备，然后才统一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因此，说于都是最后的“集结出发地”，丝毫不存在否认其他地方也是“出发地”的意思。
战湘江英烈中绝大多数是新入伍的赣南子弟
中央红军在告别亲人，过于都河后即踏上了战略转移的万里征途。11月，中央红军已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进入了湘南地区。此时，蒋介石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遂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以薛岳、周浑元两部16个师组成“追剿”军紧紧追击，以桂军、粤军共9个师在湘江两岸进行封堵，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
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强渡湘江的命令。为了迅速渡江摆脱危局，中央红军主力昼夜兼程向湘江急进。11月27、28日，红1、红3军团各一部抢在国民党军之前赶到湘江边并成功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脚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设起5座浮桥。红5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等地区，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1月28日凌晨，国民党军从兴安、全州两处南北对进，向红军先头部队发起猛攻，企图封闭渡口，双方展开激烈交战。12月1日是战斗最为激烈的一天。当天凌晨，中共中央在两个小时内连续发出两份急电，命令确保西进之路在我手中，全力阻击进攻之敌。电报强调指出：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红军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搏杀。由于夜间修复的浮桥再次被炸断，未渡江的红军被迫涉水而过，追至江边的敌军则向江中猛烈扫射，红军官兵的鲜血染红了滔滔湘江水。截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大部渡过湘江。
在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大部渡过湘江后，国民党军完全封锁了渡口，担负后卫的红34师和红18团及大批失散人员被截于江东，大部战死。湘江战役，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在湘江以东围歼的企图，但也遭遇了自成立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胡日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湘江战役中，所牺牲的绝大多数是新入伍的赣南子弟。
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中，赣南籍红军达五六万人。有的县、区、乡的16岁至55岁男子，凡是身体合格的都争先恐后地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苏区人民，就没有强大的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前，以扩充的新兵为基础，还组建了担负中央机关保卫和抬运沉重物资、机器任务的中央教导师，以及由征调的5000挑夫组成的运输队和担架队。就此而言，没有苏区人民的积极支援，中央红军也难以实施战略大转移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