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将司马错在战国史上是个重要人物。他三次率军伐蜀，完成了秦对巴蜀的军事征服。更重要的是，他是秦国“浮江伐楚”战略的提出者和组织实施者，曾三次指挥大规模的“浮江伐楚”战役，把平静沉寂的三峡地区变成了喧嚣的战场达40年之久。
秦孝公时（前361－前338年）已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但公元前316年才由司马错把它发展为“浮江伐楚”战略。《华阳国志》载司马错的论证：“（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短短几句，勾画出用蜀财、巴卒、川峡之水，避实击虚，出奇灭楚的前景，打消了秦惠王在伐韩还是伐蜀上的犹豫，“卒起兵伐蜀”（《史记·张仪列传》）。而伐蜀是司马错“浮江伐楚”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一次“浮江伐楚”战役紧接在第一次伐蜀后展开。《史记·秦本纪》载：“司马错伐蜀灭之。”《华阳国志》载：“司马错自巴涪水（今乌江）取楚商於之地（今湘西鄂西一带）为黔中郡。”
第二次“浮江伐楚”战役的准备更充分，规模更大。公元前310年，秦武王命司马错第二次伐蜀（《秦本纪》）；司马错平叛后在巴蜀集结人财物力3年，在公元前308年“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华阳国志》）。
第三次伐蜀后没有随之发动“浮江伐楚”战役。这是因为秦重新把主战场移往黄河，打击魏国。司马错也转移到黄河战场作战。直到公元前280年秦全力击楚，同时开辟汉水和峡江两条战线，“浮江伐楚”战略与“渡汉伐楚”一起启动，才“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拢之”（《秦本纪》）。
此后司马错不见于史。3年后即公元前277年进行第四次“浮江伐楚”的是秦国的蜀守张若。是在“渡汉伐楚”的秦国主将白起指挥下进行的，只是秦“渡汉伐楚”战役的一个侧翼而已，与司马错设计的出奇制胜的“浮江伐楚”战略已相去甚远。
由此可知，司马错雄心勃勃的“浮江伐楚”战略最终还是未能达到目的。随后，他本人也在政治舞台上永远地消失了。
司马错“浮江伐楚”战略的失败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浮江伐楚”是避实击虚、出奇制胜的战略，然而从公元前316年到公元前277年前后达40年，三次“浮江伐楚”均未突破楚国镇锁峡江的巫郡，秦军始终在原地踏步，空耗了大量人财物力，给巴蜀以沉重的负担，却未达到出奇兵制胜的预期目的。第二，第四次“浮江伐楚”战役，巫郡终为秦所有，但这是秦军“渡汉伐楚”取得决胜后，在白起指挥下从长江上下夹攻所致。因而这是“渡汉伐楚”的胜利，而非“浮江伐楚”的结果，最终证明了“浮江伐楚”战略是失败的。
“浮口伐楚”战略失败的原因，在于司马错低估了巴山峡川的险阻。他可能研究过巴蜀史地与政治经济社会形势，故而是秦的巴蜀军事专家。但他却没有充分估计到，巴山峡川不但不是战车和骑兵的驰骋之地，而且也无百舸争流的水域。纵有战卒十万，战船万艘，他那一战制胜、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在当时的三峡毕竟不太现实。
此外，秦国统治集团内的明争暗斗，特别是对秦国重大决策举足重轻的张仪，更给他添了麻烦。张仪是主张伐韩临周挟天子以令天下的，结果却输给了司马错的“浮江伐楚”战略，心中一定不服。故司马错第一次“浮江伐楚”失利后，张仪即引秦国走“渡汉伐楚”的路。公元前313年，他到楚国骗楚怀王与齐国断交，次年又激怒楚怀王仓促发兵，与早有准备的秦军在汉水支流丹江上游激战，结果楚军8万被斩首，楚汉中郡也为秦所有。但汉水是楚国正面，当时楚实力尚强，面对楚倾国动员，秦不愿作两败俱伤的决斗，愿分汉中之半与楚停战言和。张仪为平息自己惹的祸，以“浮江伐楚”战略为筹码，先提议以秦商於之地交换楚黔中地，暗示秦已在峡江开辟战场；然后再到楚，把司马错的“浮江伐楚”战略和盘托给楚怀王。楚国此时的战线由泗水、淮水拉到了汉水，已嫌过长，不敢与秦在汉水和峡江二面作战，张仪达到了议和目的。但司马错精心策划的“浮江伐楚”战略已大白天下，就虚不虚、出奇不奇了。楚必定加强峡川防御和对黔中的争夺，这就更增加了司马错的困难。
此后不久，张仪受蜀相陈壮叛秦的牵连被秦驱逐，秦武王伐韩临周与“浮江伐楚”并举，司马错二次伐蜀后又二次“浮江伐楚”，但由于前述原因，第二次“浮江伐楚”又无功而返。公元前304年，新登基的秦昭王与楚怀王盟约，把上庸（今湖北竹山一带）归还楚国，秦军主战场移回了惠王决定伐蜀前的黄河流域。
“浮江伐楚”战略最终失败了，但它的实施却给了三峡地区的历史以重大影响。默默无闻的“蛮荒之地”三峡地区成为秦楚争战主战场达40年，向世人撩开了它的面纱，此后仍是秦楚继续争战之地。《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拢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史记·六国年表》：“秦所拢我江旁反秦”，“楚人反我江南”。三峡地区作为战国七国争雄的战场之一，被司马迁载入了《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