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万历皇帝刚刚亲政不到十年，便已经经历了追罪张居正，罢黜冯保，平定宁夏孛拜叛乱等诸多事件。不等这个已经颇显败像的老大帝国喘一口气，刚刚统一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便在1592年调集近20万大军，700艘战船，发动了对李氏朝鲜的战争。当然，以丰臣秀吉的雄心，区区朝鲜只不过是他的最初目的，他的野心是以朝鲜为跳板进而吞并明朝中国，最终将帝国的版图扩大到印度、东南亚。而一向视自己为上国的明朝又岂能眼看着日本这个蕞尔小邦来吞并自己的属国呢？著名的壬辰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一方是身经百战，雄韬伟略堪称日本历史第一人的丰臣秀吉，而另一方却是酒、色、财、气各项缺点无不发挥到极致的明朝倒数第四任皇帝，战争的前景并不利于明朝。
302年后，同样是因为李氏朝鲜，中日间又爆发了著名的甲午战争，一方是实行明治维新，使国力大增进而雄心壮志欲要征服中国的明治天皇以及倾全国之力组建的日本海军，另一方是亲政五年，享受了“同治中兴”的成果，却无处自我表现，欲要以对日作战显示自己能力的清德宗光绪皇帝和那支号称世界第七、远东第一的北洋舰队，战争的前景难以预料。
结果众人皆知，壬辰战争明朝大获全胜，而甲午战争一败涂地。
按国力来说，无论是明朝中国还是清朝中国都要强于日本；按领袖来说，无论是明神宗还是清德宗，都不是什么有为明君，远赶不上丰臣秀吉和明治天皇；按事统帅，明朝的李如松、邓子龙和清朝丁汝昌、刘步蟾相比日本的小西行长、加藤清正和伊东佑亨、东乡平八郎，也并不逊色。但是，两次战争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原因何在？
有很多因素可以陈列出来，例如：壬辰战争中朝鲜陆军虽然不堪一击，但海军在李舜臣的率领下却战无不胜，有力的配合了明朝军队在陆地上的作战，而清朝时的朝鲜根本没有任何军事力量助战，而且朝鲜的朝廷还态度暧昧，想利用中国、日本、俄国的矛盾谋求自己的独立，并不像明朝时死心塌地的跟中国走。丰臣秀吉时的日本刚刚统一，国力未得恢复，且士卒厌战，而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国力强盛而且全国上下憋足了劲，欲与清朝一战，当然还有武器、士气、国际环境等等原因，但都并不是根本问题。
胜败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都很年轻并都有着极大权力欲的皇帝身上。
经过张居正改革的明朝和经过“同治中兴”的清朝，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还都是一个集权制的农业大国，一场战争的胜利，在前线将领不是庸懦之辈的前提下，需要统治者的乾刚独断能够调集全国的人力物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政出无门，便很有可能失败，万历和光绪便是鲜明的对比。
1592年五月上旬，朝鲜所有领土几乎全部沦陷，气势汹汹的日军已经逼近中国边境，面对朝鲜国王的避难申请，年轻气盛的万历皇帝毫不犹豫的知会兵部道：“这倭报紧急，你部里即便马上差人，于辽东、山东沿海省直等处，着督抚镇道等官，严加操练，整饬防务，勿使疏虞！”并专门嘱咐道：“朝鲜危急，请益援兵。你部里看议了来说。王来，可择一善地居之。”表面上说是“你部里看议了来说”，实际上又接受了朝鲜国王的避难，这就等于是公然和日本宣战，从整治张居正和冯保而积累的无上皇威完全显露了出来，臣下除了依诏整军备战，还有什么出路？
兵部奉诏出兵，但由于对敌情估计过低，初战惨败，三千兵卒全军覆没，游击史儒宾阵亡，副总兵孙承训只身逃回。这下，朝廷中对于战事又犹豫起来，希望能够用招抚的办法平定日本，兵部尚书石星便是如此，派精通日语的嘉兴无赖沈维敬向日军劝降，日军统帅小西行长诡称：“幸按兵不动，我亦不久当还，当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尽归朝鲜。”可万历皇帝根本不听这一套，下旨严斥道：“九卿科道依违观望，今亦不必会议。……再有渎扰的，一并究治！”命令兵部侍郎宋应昌为蓟保辽东等处被倭经略，员外刘黄裳、主事袁黄赞画军前，同时任命身经百战，熟悉朝鲜军事的李如松为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克期东征，拨发火炮七万二千门，弓弩、火枪、火龙等七万二千副，毡牌各二千面，弩箭、火药铅子、轰雷、地雷、石子数以百万计。并特发十万两银子犒慰，激励士气。完全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皇帝已经不惜血本，底下将士也就好办事了，李如松与其弟李如柏身先士卒，率军苦战。在平壤之战中，李如松的战马被日军火枪击毙后，易马奔驰，又坠入壕沟，仍指挥士兵进攻，在这样的激励下，士兵无不以一当十，奋勇拚杀，前队倒下，后劲已踵。虽然明军火器不如日军，伤亡极大，但仍然赢得了初战胜利，以后也是捷报频传，丰臣秀吉损兵折将，被迫撤兵。万历皇帝为了平息日本的野心，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
到了1597年，丰臣秀吉不顾万历皇帝对于他的册封，再次派遣十七万军队侵朝，万历皇帝勃然大怒，下令革去当初力主册封的兵部尚书石星、蓟辽总督孙矿的官职，将石星处以极刑。命令都御史杨镐经略朝鲜军务，全力迎战，但杨镐远不如李如松，遭到惨败，折兵两万余，朝鲜战事陷入胶着，万历皇帝痴心不改，照样倾全国之力支持。终于，丰臣秀吉病死，明军全力反攻，日军全线溃败。万历皇帝终于彻底扬眉吐气，奖赏有功将士，并以上国的口气教训朝鲜国王要卧薪尝胆重建国家。
三百年后，中日的甲午战争中，亲政的清德宗光绪皇帝也是要乾刚独断，可是身后有一个慈禧太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甲午战争前十年的1884年，朝鲜的亲日派发动“甲申政变”，囚禁国王李熙，矫诏处死倾向中国的大臣。当时驻札在朝鲜的袁世凯马上电告上司李鸿章，李鸿章请示了慈禧，当时的一切权力尽归于这位太后，所谓号令统一，于是清廷做出了断然决定，袁世凯不等局势进一步恶化，亲自率军对攻打朝王王宫，经过激战，击退日军，夺回国王，重组政府，稳定了秩序，日本公使竹添焚毁使馆逃往仁川。这次清廷干得相当漂亮，不亚于万历皇帝。
可到了1889年，光绪皇帝亲政了，实话实说，慈禧碍于祖宗成法，将大部分权力还给了光绪，但因为自己的权利欲和满朝文武特别是中兴重臣李鸿章、张之洞对于这位太后的服膺，使得光绪总是不能够放开手脚，他特别的重用翁同龢，使他任军机大臣掌管户部，虽有其是自己师傅的原因，也有摆脱慈禧重臣的意图。这样，慈禧和光绪都有权力，但都不能尽使权力，一个本就漏洞百出的帝国，一下子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而盘踞于这两个权力中心的大臣们又勾心斗角，党争不已。甲午惨败已经埋下了伏笔。
在慈禧朝重来没有断过的北洋水师的军费，就在光绪亲政之后，突然间以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停发了，深知日本正在全力整军备战的李鸿章、丁汝昌力陈：“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日本，拨款刻不容缓！”可是，银子就是不给发，人们总是说，银子都是慈禧挪用建颐和园了，而实际上，清廷拨给北洋水师的军费应该是每年500万两，即使是野史记载，五年中每年挪用30万两，那么也是从应该拨给的1850万两中拿出150万两而已，根本不伤大雅，但情况是北洋水师五年中一两银子也没拿到，“未购一舰，未置一炮”！什么原因？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因为与李鸿章有私怨而拒不拨款，自然，深知李鸿章是慈禧最为青睐大臣的光绪，怕也是默许翁某这样做的。
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率领800名士兵进驻汉城，随后，日本海军陆战队8000人从仁川登陆，袁世凯马上电请李鸿章派兵入朝与之对峙，光绪皇帝也要李鸿章派兵，可知道中国海陆军现状的李鸿章认为应靠西方各国的调停，结果失去良机，日军控制了朝鲜政府，袁世凯逃回天津，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全部瓦解，这对于日后的战争极为不利。李鸿章敢于违抗皇命，慈禧的作用不言自明。
等到日军击毁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开始公然挑衅，光绪皇帝不顾李鸿章对于时局和两军实力的分析，严令宣战。战事一开，竟成为李鸿章的淮军单独与日本作战，其他“兄弟部队”即使在最为危急的时候也不派一兵一卒一粮一饷相助，这与万历皇帝调集全国之力与日作战形成鲜明对比，究其原因，还是光绪皇帝最为宠信的翁同龢从中作梗。不光如此，按说，已经打起来了，就应该听从前线将领和富有经验的李鸿章的安排，这样即使不能胜，也不至于败得那么惨，可光绪皇帝却屡屡越过李鸿章直接下令给北洋水师，要这支速度远不及敌军，只宜防守不宜出战的海军出海与日军决战，结果导致黄海海战大败，北洋水师精锐尽失，失去了制海权。这位皇帝得依靠李鸿章打仗，可还是信不过这为“后党重臣”。
帝后两党的争斗，到了这份上还不能够稍微缓解，不败，也是没有天理了！所以，虽然丁汝昌、左宝贵等将领的英勇程度并不逊于李如松、邓子龙，终究不能看到“扬威”，他们的一腔热血，只换来了丧权辱国。
同样是专制帝国，同样是并不英明的皇帝，同样是对日作战，结果天差地别。一个专制的帝国，如果不能政令统一，任何风波都会掀起滔天巨浪而遗祸全国，没有好的体制，最起码也应该有一个真正的说了算的独裁者，那么，以中国这样的大国，又怎会败给日本呢？这就所谓“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当慈禧勉强还政光绪皇帝而又不敢完全“越俎代庖”的时候，签《马关条约》的笔，已经开始慢慢的蘸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