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19日晚，夜空几乎连月光都看不到，两架由中国人驾驶的轰炸机悄然起飞，突破各种防线，飞向目的地日本。20日凌晨飞机抵达长崎上空，首次“空袭”日本本土，不过这次空袭投下竟不是炸弹，而是比炸弹威力还大的“纸片”。
另一种绝地反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推行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11月，上海失守。12月，南京陷落，抗战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中日空军力量对比相当悬殊，日本拥有作战飞机2200架，而中国仅有作战飞机296架，有的还不能真正作战。
日本有完备的航空工业体系，不仅能研制和生产比较先进的作战飞机，而且能及时补充战损飞机。可是，中国航空工业仅为初创，没有飞机设计制造能力，仅有的航空工厂只能修理飞机，所有的飞机都是从外国购买。
主要作战飞机购自美国、德国、苏联、意大利等国，机种型号老旧，性能较差，缺少备件，实际上有许多飞机已不能飞。更为严重的是，在空战中损耗的飞机，难以得到补充，从而使空军的作战能力难以恢复。
随着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失利，中国空军战机其实已损失了大半。尽管中国空军与强势的日军殊死空战，也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无力扭转战局。此后，残损和不能参加战斗的飞机被迫调离第一线转移到了大后方，中方逐渐丧失了制空权。
此时，国民党内部开始有人认为抗战已无胜利的希望，甚至主张放弃抵抗向日本投降。为了挽回颓势，蒋介石认为需要有一次影响力大的军事行动，来鼓舞民众与军队的抗日士气，同时也向国际社会表明态度：中国仍然在顽强抵抗。
实际上，早在1937年初，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国防作战计划》中，就明确提出了轰炸日本本土，争夺制空权的计划。
抗战初期接连的军事失利，又使蒋介石想起了这个计划。尽管此时的中国空军已经是举步维艰，但是国民政府当局还是拟定了一个空袭日本的计划，决定实施宣传示威性的人道主义空袭，去散发传单。
用传单和小册子来代替炸弹，沿途飞撒，以唤起日本民众反战的觉悟，打破日本人认为日本本土不容侵入的自大狂妄。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全民抗战的决心。
1938年3月，中国空军重新制订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准备以宁波、诸暨两机场为出发地，目标是日本九州的长崎、佐世保军港和八幡等城市，空袭时间定为1938年5月中旬。
为什么选择这些目标？主要还是受飞机的航程所限，这几个目标相对较近，而且地位重要。佐世保军港是当时日本海军的重要基地，八幡是日本的重要钢铁基地。对这两个地方进行“空袭”，其震慑和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蒋介石专机驾驶员主动请缨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空袭计划。因为飞机不但要穿越日军严密戒备的防空区，还要进行长途跨海飞行，而且由于没有制空权，随时可能遭到日军飞机的拦截，再加上没有飞行海域和日本的相关气象资料，给执行这一计划带来很大风险和困难。
当时中国能执行远征空袭任务的机型马丁139WC轰炸机仅有几架，但相关资料及飞机都掌控在美国飞行员手里，为此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建议派美籍驾驶员李尔德担当远征“空袭”的驾机任务。
当时蒋介石对中国飞行员的能力心里没底，再加上飞机本就掌握在美国人手中，所以只好请美国人帮忙，准备让李尔德去帮助执行这一远征空袭任务。没想到的是，这个李尔德狮子大开口，提出要10万美元。
这个举动一下子把蒋介石激怒了。蒋介石下决心一定要让中国人自己去实施这一计划。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徐焕升。
1938年5月，各界向徐焕升（右三）等人献旗致敬
徐焕升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毕业后，被选入中央航空学校，是第一期受训生，后前往德国航空学校、意大利空军专科学校深造6年，学成回国后任航空教官、蒋介石专机驾驶员。他表示自己有能力执行远征的任务。徐焕升的意愿通过宋美龄传到了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及国民党内部对这个计划相当慎重。当时中国的财力有限，一架轰炸机造价不菲。这且不说，万一此次行动失败，损失的不仅仅是几架飞机，其政治和军事影响则更大。经权衡再三，蒋介石最终同意由徐焕升负责执行任务。
巧“借”飞机
执行计划的人员总算定了下来，可是飞机呢？正当中方为没有远程轰炸机一筹莫展的时候，美、英、法、荷等国的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参战，并以他们为核心，于1937月10月，在汉口组成了外援队。
由于原来中国空军第2大队第14中队飞机损失殆尽，便将这支外援队改为了直属空军司令部的国际第14中队，由宋美龄的美国顾问陈纳德直接指挥。
在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轰炸机中，只有马丁139WC轰炸机能堪当远征日本的重任。这种飞机在美军序列中称为马丁B10B，出口到中国的这种飞机的型号便叫马丁139WC。
这仅有的几架马丁139WC轰炸机却掌控在美籍飞行员手中，怎么办？于是，徐焕升制订了一个巧“借”飞机的计划。徐焕升的英语流利，他易装改变身份，与住在武汉基地的外籍飞行员套近乎、交朋友，获取马丁轰炸机的相关资料。
时机成熟后，国民党军方就假称日本飞机要来空袭，要对马丁139WC轰炸机进行紧急疏散，于是徐焕升就随着些美籍飞行员一起上了飞机，当飞机飞到成都，等外籍飞行员都下了飞机后，徐焕升立即叫地面部队把飞机围起来，再也不允许美籍飞行员接手。
美籍飞行员当下并不能理解。因一时无法沟通，徐焕升再以正式信函致全体外籍飞行员，解释自己接收飞机的依据和决心。此一信件由当时的一名外籍飞行员收藏，至今还保存在美国圣地亚哥航空博物馆内。
远征前夕的准备
接手飞机后，为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航委会又从空军第8大队第19中队调来以佟彦博副队长为首的数名优秀飞行员，与先前到达成都的飞行员会合，成立特别轰炸中队。
这样一来，飞机和驾驶人员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可是马丁139WC轰炸机原本就只有9架，在战争初期已经损失了5架，在检查中发现仅存的4架飞机也是问题不断。
由于缺乏备件，只好把两架问题较多的飞机上的部件拆卸下来，东拼西凑，最后攒出两架相对完好的飞机，准备就用这仅有的两架飞机去完成远程“空袭”的使命。
接着，徐焕升开始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一方面，徐焕升对马丁战机进行了改装，将飞机炸弹舱改装为油箱，增加可携带的燃料量；加装了无线电定向仪，以确保航向准确。
另一方面，他组织了秘密训练，模拟实战的长途夜航训练，摸索和适应马丁战机的性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突击训练，他们的技术日趋成熟，信心也大大增强。
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对日本远征轰炸必须要选择一个晴朗的月夜，这样才有利于飞行员靠目视发现地面目标。
但是，5月的长江流域正是梅雨季节，给机组出击带来很大困难。为了选择合适的出击时间，徐焕升先赴前线基地宁波，在当地随时观测东部海洋的气候变化。
“空袭”之夜，动魄惊心
1938年5月19日14时，航委会突然接到了徐焕升从宁波发回的电报，请示立即执行任务。留在汉口的飞行员接到通知，马上赶到王家墩机场准备起飞。
为了隐蔽出击，按照预先的计划，先向南直飞，避开长江沿岸日军的耳目之后，再经由南昌、衢县飞抵宁波。
15时，2架马丁139WC型轰炸机从汉口起飞，并于17时左右降落在浙江宁波栎社机场。这时早已做好准备的场务人员以最快的速度为这两架飞机加满油，并把成捆的“纸弹”装进弹舱。
5月19日23时30分，航空委员会下达实施远征命令。23时48分，两架马丁139W轰炸机从宁波栎社机场秘密起飞，先沿舟山群岛南端飞行，以避开日机防空警报系统，然后再向东直向日本方向飞去。
由于云层很厚，无法看清地面，起初全靠宁波地面电台导航。升空后，只能凭借仪表进行飞行。当机队飞临东海上空时，忽然，在海上游弋的5艘日舰探照灯齐明，深沉的夜空里闪烁着根根光柱。
紧接着，高射炮、机枪弹流如注，直射天空。不过飞机飞得很高，又没有投弹轰炸，日舰便停止了盲目射击。危情之下，两架马丁139W轰炸机不理会这些干扰，沿既定的航线沉着前行。
经过3个多小时的编队夜航，两架飞机顺利飞抵长崎上空，下面路灯织成的光带依稀可见，那是长崎东面风头山下的灯火。这时，整个九州岛的日本人正在酣睡，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中国空军的飞机已经飞到他们头顶上来了。
领队徐焕升随即命令飞机下降高度，然后果断下令：“准备、投弹！”飞行员们早就把那些捆扎好的“政治炸弹”松了绑，立即往下投放。
这些“炸弹”没有爆炸的火光，没有震耳的声音，没有呛人的硝烟，而是五颜六色的彩纸，带着和平的愿望和使命，沿着飞机的飞行路线，天女散花般地往下飘落。
双机编队以长崎为起点，向北做大圆弧飞行，于3时45分到达福岗上空，再次撒下传单。4时32分，编队飞越北九州上空，将剩余传单全部投放。
这些反战政治传单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战争不仅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终将损害日本的利益，号召日本民众应当起来，打倒本国军阀。
孔祥熙（左一）等亲自到汉口王家墩机场迎接徐焕升（左三）等机组成员
投撒完传单后，徐焕升带领飞机编队旋即掉头返航，经佐世保、佐贺、久留米、熊本等地时，日军均未做出反应，只有个别城市实施了灯火管制。
1938年5月20日拂晓，这两架马丁139WC飞抵我国东海岸。这时，突然发现有日机试图拦截，并遇到日舰高射炮的轰击。徐焕升指挥两机利用云雾作掩护，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沉着应对。在此期间，两机失散。
8时48分，佟彦博驾驶的1404号机率先在江西玉山降落，9时24分，徐焕升驾驶1403号机也顺利降落在南昌机场。
随后，两机分别在各自机场加油后再次起飞，11时30分在武汉上空再度会合后，安全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终于圆满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人道远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