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罗渊中波涛动，巫山峰旁乱云飞。混浊之世我独立，义愤燃烧血潮涌……权贵只晓傲门第，忧国此中真乏人。豪阀但知夸积富，社稷彼心何尝思……”
1936年2月26日，1400名日军官兵唱着这首自比屈原的《昭和维新之歌》，由一群尉级军官带领，在东京市内横冲直撞，以“昭和维新”和“尊皇讨奸”为目标，分头袭击了首相冈田启介、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等政要，史称二•二六事件。
最暴力的场面出现在海军大家斋藤实的家里，斋藤的妻子春子挡在了他身前，士兵乱枪击发，在斋藤的身上留下了40多颗子弹，挡在前面的春子却奇迹般地幸免，一直活到了1971年。死得最惨的是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老头毫不含糊地与自己的下级拔枪对射，脚上的肉都被机关枪扫到了墙上，可见政变士兵真把“清君侧”当阶级矛盾处理了。
事后，兵变在昭和天皇的强硬要求下被镇压，主谋军官一律死刑，然而，日本走向“军部”主导的军国主义的进程却大大加快了，看起来好像历史开了个玩笑。
为什么呢？
当我们从100年后回望那个时代，就会发现，明治天皇留给儿孙的日本国，根本不是什么平安喜乐的“王道乐土”。
二•二六兵变中由步兵大尉野中四郎领衔的《蹶起趣意书》直言：
“顷来，私心私欲不顾民生与繁荣之徒簇出，致使帝国主权大遭蹂躏，国民生灵涂炭，痛苦呻吟，目前日本国家遭遇如许困难问题，实皆由此而来。一班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国体之元凶。”
在中国人看来，这样的言论简直不可理喻，刚刚发动过“九•一八”的日本鬼子还民生涂炭、痛苦呻吟？
明治时代日本横滨的妓女，在明治时代到大正时代中期，即1870年—1920年之间，日本有不少年轻妇女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卖身谋生，她们的足迹北至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达印度、非洲。电影《望乡》就是描写的这一段历史。
民国时人陈伯熙曾经写道：
“当光绪初年，外白渡桥有所谓三盛搂者，东洋茶室也。执役其中者均为彼邦二八妖姬，六寸圆趺不加束缚，高髻盘云，粉装替雪，亦觉别饶丰韵。入其中者纳资一二角，则春浮螺碧，板拍牙红，索笑调情，了无愠意，若输英蚨二翼，不难真个销魂。故少年寻芳者趋之若鹜，继遍设英、法各租界，迨后彼邦国力日臻强盛，不欲留此污点于海外，由领事强迫回籍，前度刘郎不免有人面桃花之感矣。”
说的就是当时的东洋妓女在上海的情况，正是类似的“产业”，与无数“包身工”支撑的缫丝厂、纺织厂，撑起了日本的战车，而虚火支撑下的现代化下面是痛苦呻吟的人民。
事实如何，可以参看当时的鬼子兵末松太平大尉(1963年回忆《我的昭和史》)的记录：
“农村的贫困状态还在继续。‘满洲事变’(编者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青森第五联队送回战死者的遗骨时，战死者的亲属为了想得到抚恤金，在兵营门前演出了遗骨争夺战！其中也有的父母给出征的儿子写信说：‘战死之后用国家发给的钱来尽孝吧。’”
反观上层阶级，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女婿福泽桃介通过股票发家成为在野党议员，在一战期间的议会发言中“说冒了”，抨击日本邮船公司和执政党政友会的金权关系：
“穷人对富人的憎恨和不平是难免的，然而政府却加以特别保护，如果听任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话，那么，恐怖或者应当忌讳不讲的社会主义就会来了吧？”
执政党议员跳出来指责他诽谤应该蹲监狱，福泽不甘示弱，拿出一张文书，大喊什么时间、什么人拿了多少钱，证据就在我手里，要看一看吗？结果，执政党议员集体沉默，再不敢纠缠。
事实上呢，那只是一份日本瓦斯会社的考勤表……(来自刘三解的头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