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东北虎”的张作霖,走过一段弯路,在沈阳城里错误地镇压了一些要响应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但他很快就认清了浩浩汤汤、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积极要求进步,积极向组织靠拢,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和统一事业。国奉合作始于1919年。这年秋天,孙中山先生开始和张作霖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直系军阀吴佩孚。双方约定,由北伐军先动手,兵出湖南,与敌决战,再前后夹击。然而,由于陈炯明叛乱和湖南当局的阻扰,结果北伐未能按计划行动,致使东北军在与直系作战中孤立无援而失败
1922年9月,孙中山又修书一封,派汪精卫去东北请兵借饷,老张欣然应允,先后资助北伐军80万元巨款,以及部分武器弹药。在无偿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的同时,他的思想觉悟还有了进一步提高,多次表示要服从三民主义,主动让权,以实现全国统一,表现出高风亮节的博大胸襟。比如,他的儿子张学良在给党国使者的一封信中说:家父对中山先生“钦服之余,辄有景行行止之叹,权利已早拟退让矣,宁能言此而相争也!”1924年9日4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国民革命军即于次日举行北伐。一方面,北伐军牵制了曹锟、吴佩孚的行动;另一方面,直奉内部又发生冯玉祥倒戈,奉挥师南下、响应北伐的奉系,仅用1个多月就取得决定性胜利。老张同志随即与冯玉祥、段祺瑞等人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
然而,由于担任中华民国总执政的段祺瑞,要承认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老张也因为自己的政治立场,不理解联俄容共政策,导致孙先生于12 月4日抵达天津后出现重大的政治分歧,会谈未取得任何共识。“国奉合作”就这样不幸解体。1927年,張作霖同志就任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从而实现了他一生中从奴隶到总统的历史性转变。此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山河破碎,为进一步完成国家统一,北伐军遂于1928年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全面出击,与奉军展开激战。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与北伐军发生冲突,悍然制造了济南惨案。面对国难,张大帅站在“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的历史高度,向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发出通电,希望停战言和,准许他“同参政事”,一致对外,“所有国内政治问题, 但期国民有公正之裁决。”
这是老張同志的第二次让权,是又一轮国奉合作的新尝试。然而,这一事关党国的千秋大业,在即将通过讨论的前夕,竟然被一个叫张友鸾的年轻人无意中给搅了局。那么,张友鸾是如何坏了党国大事的呢?此人在南京,不过是记者而已,但那时候的记者,敢捅漏子,政府官员敬畏三分。当时,国民政府由主席谭延恺与两位常务委员李烈钧、蔡元培主持工作,但蔡元培不常上朝,教授嘛,不坐班搞习惯了,把庙堂当课堂了;谭延恺呢?只管大事;所以日常事务都由李烈钧负责,每周一的新闻发布会,这位李常委逢会必到,不时时与记者聊聊天,因而和新闻界的关系搞得很好。
这天,张记者去采访,刚好碰到李常委要外去,两人打过招呼后,李常委喜笑颜开地透露他那里有“好新闻”,但需保密,记者的职业特点立刻使张友鸾穷追不舍。李常委引火上身,被缠得实在走不脱,那些警卫战士怎么也没有当场驱离这些狗仔队,结果他便只好透露当晚开会、要通过张作霖“参政”的重大新闻,并交给他一份“请准许张作霖同参政事”的提案材料,内容大意是北伐胜利在望,总还要付出相当代价,如今张作霖表示悔过,请求言和,应该接纳,准其同参政事,以早日结束战争,进行建国大业。正文下方,则是提案人的签名,他们分别是国府委员,以及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四个集团军的代表。
分手前,李常委千叮咛、万嘱咐张记者:“千万别告诉你的那些同行,说是从我这里得到的,那可就给我找麻烦了!”张友鸾倒没有告诉其他记者,抢新闻还来不及呢,但他却拿着提案,转身直奔附近的阎锡山第三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因为他认为,奉系求和,别人同意,都可以理解,唯独阎锡山和张作霖是多年的生死冤家,怎么也同意和解呢?所以想去找他们了解一下个中原委。第三集团军办事处有两名代表。无巧不成书的是,在提案上签字的刘代表偏偏不在家,而另一位赵代表听记者一问却满脸惊讶,说他根本都不知道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