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战事初期，可以说德国是真正意义上的“神圣骡马帝国”，从入侵苏联开始，纳粹德国就动用了70万匹军马，而坦克却仅仅只有几千辆。按照当时的德国军令，每个步兵连配备8辆马车，团一级配属一个马车运输连，用来运输各连的重装备。马车具体这样分配：3辆单套马车拉机枪和迫击炮，3个排每排一辆;2辆四套马车，一辆拉弹药，一辆拉野战厨房;2辆双套马车拉士兵的背包，一辆双套马车拉给养。
按照所谓德国人的严谨，军马在补给中被分为四个等级：最高负重驮马，负重驮马，骑乘马和驮马小马。最高负重驮马的最低饲料配额是5650克燕麦、5300克干草和5750克麦秆。其他三个等级依次递减。可想而知，军马给德军的后勤供应带来了不小压力，况且德军各战场以东线的军马饲料配额为最高。就这样，在广阔的东欧平原上，德国人与马一起埋头进军。有德军士兵后来写下这样的回忆：
“马匹在漫天黄尘中咳嗽嘶叫，发出刺鼻的难闻气味儿。这些松软的沙土跟后来遇到的没膝泥泞一样，让马匹筋疲力尽。人们在沉默中行军，种满向日葵的土地一公里连着一公里，接着又是一公里，令人厌倦。满身尘土，喉咙和嘴唇干裂。”
在德军士兵眼中，俄罗斯的大地太过辽阔，道路绵长到似乎永无尽头。而且德军步兵一直是跟在装甲部队屁股后面前进，永远要紧追慢赶。睡觉成了不定时的短暂休息，德军士兵抱怨每次睡一个半小时就被喊起来继续行军，还不如不睡。有时每天行军长达50公里。行军中太过无聊，有的德军士兵在日记里算起步数：平均每个人迈一步60厘米，50公里就意味着每天走84000步。这种无聊真是无法忍受，德军士兵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随着我们的行进，眼前地平线的低矮山丘慢慢沉落到我们身后的地平线之外。我们面前每座山丘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一英里接着一英里，一切都让我们的灰色制服变得模糊不清，因为一切都是如此广漠，都是如此相同。我们盼着能碰上俄国人——干什么都可以，打一仗都行，只要能缓解一下这单调到可怕、无休无止没有尽头的行进。有一次我们晚上11点才找到一处农舍宿营，那天走了差不多65公里。”
想打仗?这很容易。德军的闪电战将一线苏联红军成建制摧垮。德军坦克过去了，被打散的苏联官兵却没有放弃抵抗。后面跟上来的德军步兵与之遭遇，东线的战争地狱就此开场。有德军士兵回忆：“坦克在开阔地看不见步兵了，其实俄国步兵还躲在玉米地里。接下来就是最要命的活儿——黎明黯淡的晨光下，一场又一场血腥的肉搏战。庄稼地里躺满了俄国步兵的尸体。俄国步兵不投降，手榴弹都没法把他们从藏身处里给轰出来。”
只是“轰出来”?德国士兵想得太天真了。他们经历的是怎样的战斗?“每遇到一个负伤落单的敌人，都必须停下来战斗。一个俄国下士，没有武器，肩膀上受了重伤，居然还挥舞着工兵铲冲出来，直至中弹倒下。疯了，完全疯了，他们像野兽一样战斗——也像野兽一样死去。”
许多年轻的德国士兵从前连死人都没见过，战争给他们造成的第一个视觉冲击，往往就是苏联红军的尸体。可他们见到的是怎样的尸体?“突然所有人的脑袋都向右转。我们眼前出现了自俄国战役以来见到的第一个死人。那具尸体就躺在我们眼前，如同一个妖魔，象征着战争的毁灭。这个蒙古人的头颅在战斗中被炸碎了，制服也被炸烂，赤裸的腹部被弹片撕裂。我们集合整队，加快脚步从这具尸体旁边走了过去，将这个场景抛诸脑后。”许多德国士兵从前不知道，苏联红军中居然还有女兵。“那些女兵全身赤裸，都烧焦了。”“她们躺在一辆被击毁的俄国坦克里，散落在坦克周围。太可怕了。”“我们在这儿不是跟人类打仗，仅仅是些野兽而已。”“我们全累得半死，一个个瘫在战壕里，神经极度兴奋，像喝得半醉一样。慢慢地，非常缓慢地才平静下来。饥渴又重新开始折磨我们。”
“饥渴”却常常在另外一些场景面前败下阵来。有德国士兵在日记中写道：“最恐怖的(场景)是这样：死马完全腐烂肿胀，全都开膛破肚，内脏都流到外面，口鼻血肉模糊地脱落了下来。总的来说这里飘荡着毁灭的恶臭：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一种屠宰场和腐败物的混合味道，萦绕着我们的队列久久不散。最恶心的是一头猪津津有味地大声啃着一匹死马的尸体，因为我们意识到：按照食物链的逻辑，有一天这匹死马也要给我们吃进肚子里。”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入侵苏联初期，纳粹宣传机器曾着力渲染过几桩所谓“俄国人虐杀德国战俘”事件。比如1941年6月底，在白俄罗斯比亚韦斯托克(今属波兰)附近的战斗中，德军一个先头侦察的步兵排在森林里中了苏联红军的埋伏。后面的德军发动进攻，试图解救前面中埋伏的排。跟着进入森林的德军上士戈特弗里德·贝克尔声称自己被眼前血腥的一幕惊呆了：“东一块西一块到处是尚在痉挛抽搐的尸体，就在自己的血泊里抽动挣扎。”他有部下自称看得更仔细：“大部分德国士兵的眼睛都被挖了出来，其他人则被割断了喉咙。有的人胸膛上插着自己的刺刀，两名士兵的制服上衣和衬衫被撕烂，裸露的腹部被活活剖开，白花花的肠子被掏了出来，血淋淋一大摊。还有两个人的生殖器被割了下来，就摆在他们的胸膛上。”
另一桩至今仍被反复渲染的所谓屠杀德军战俘事件，是在1941年7月1日，“巴巴罗萨”行动开始9天之后。当时隶属于德军第35、第119步兵团以及炮兵部队的180名德军士兵，在乌克兰博洛尼奇附近遭苏联红军的反击，全部被俘。苏联士兵将这些德军战俘押到公路旁的苜蓿地上，命令他们脱衣服。德军战俘大多身上带伤，脱衣服不方便。德军上士卡尔·耶格尔明白俄国人的厉害，一边脱一边催自己的同伴克鲁兹下士也赶紧脱。克鲁兹手上有伤，解皮带解得慢。于是，耶格尔眼睁睁看着“他(克鲁兹)被刺刀从肩膀后面捅进去，从喉咙穿出来。”震惊之余，其他德军战俘赶紧脱。紧接着，又一名受伤的德军战俘被枪托活活砸碎了脑袋。最后，脱光衣服的德军战俘被按12-15人一小群分组，全赶到道路一侧。上等兵威廉·梅茨格回忆：“俄国人把我们的所有东西都抢走了，戒指、手表、钱包还有制服上的军衔符号，又扒掉我们的上衣、衬衫、鞋和袜子。”士兵赫尔曼·海斯跟其他人一样，双手被反绑在背后，苏联士兵命令他们躺在苜蓿地上。再接下来，海斯说：“一个俄国士兵一刺刀捅在我胸膛上，我疼得翻过身子。然后，我背上给捅了整整七刀。我动弹不得，那个俄国士兵显然当我死了……我听到战友们凄厉的惨叫，我随之昏了过去。”
士兵迈克尔·贝尔则回忆：“突然间俄国人开始朝我们射击，机枪子弹不断将一小群一小群双手反绑、赤身裸体的德军战俘尽数扫倒。”德军战俘中的军官和士官被单独分成几小群，苏联士兵对他们有“特殊照顾”——朝里面扔手榴弹。第二天早上，德军第25师推进到了这里，共发现153具德军战俘的尸体。其中有一群14具尸体，生殖器全被割掉了。德军从尸体堆中找到了重伤未死的赫尔曼·海斯。他回忆：“我一睁眼看到了那些惨叫的战友们，脑袋都已经被劈开……其他人都死了，获救的也大多重伤不治，仅有12人生还。”
对于这些所谓“屠杀事件”，至今仍争议重重。而无论是恐怖的传闻还是眼前的情景，都无时不刻折磨着东线的德军士兵。有人这样写道：“年轻士兵的脸上开始流露出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老兵一样的神情。这些天来，长长的胡子，满脸的污垢，让许多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尽管俄国人突然撤退让大家面露喜色，但还是有人注意到了士兵们脸上的变化。就算洗上一遍又一遍，下巴刮得干干净净，有些东西还是很难形容——从现在开始，那些东西再也不会跟从前一样了。”
比如德军炮兵维尔纳·亚当奇克，一开始只是战争的目击者：“各种口径炮弹的光焰将天空完全映红。可怕的呼啸、轰鸣、爆响与炸裂，恍如地狱降临人间。”他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城外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了自己那门150毫米口径榴弹炮造成的后果，居然产生了病态的迷恋：“那令人厌恶的场面让我身体发颤。我发现四周遍地都是流淌的内脏。接下来我所见到的东西更是残酷。”他身边的散兵坑里填满了苏联士兵的尸体，“我全身颤抖，扭头走回了卡车。”
“死亡的真相实在太过难于承受。”他在精神上陷入了深深的困顿。而且，俄国士兵英勇作战，跟他从前接受的宣传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们都愿意战斗到最后一刻，如果这都不算是英雄主义，那还能是什么?是布尔什维克的政委强迫他们战斗到死的?看起来似乎不像。”
目睹自己人的尸体，震撼更为剧烈。但是，“总有一天你会习惯的。死去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死去的人穿的都是德军制服，但你真的不会再让看到的这些有丝毫往心里去。所以，最终你也会让自己跟所有那些其他人一样，不管德国人还是俄国人都差不多，穿着不同的制服，全倒下死去。到那时，你自己也会变成一个其实从没真正活过的生物，你只是另一块泥土。”
再接下来，“总有一天你要直面这些。你还在跟一个战友聊天，突然间他就死了。蜷缩成一堆，再无声息。这就是真实的恐怖所在：你看到其他人从他身上跨过去，就像从块大石头上跨过去而不想在上面踩一脚那样。你会看到，你死去的战友跟其他死去的人毫无不同——你已经学会思考，那些人从未真正活过，只是泥土。彼时你感到彻骨的恐怖，从那以后噩梦会永远伴随你。永远，永远不会停止。你会永远真正惧怕被从世间抹去，惧怕那残忍的虚无，惧怕自己随时也会变成那些其实从未活过的生物之一。”
随着德军在俄国境内的推进，情况越变越糟。德军士兵反复诅咒俄罗斯的夏天：“炎热，肮脏，漫天的黄土沙尘，正是那些天的鲜明写照。除了偶尔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战俘，几乎看不到任何敌人。其实自从我们跨过帝国边界，眼前这片土地就大不一样。立陶宛给了我们一点后来在俄国感受到的滋味：时断时续的沙土路，稀稀拉拉的居民点，还有丑陋的房舍——丑得跟小木屋差不多。”
“我们深入到俄国境内，这里就是所谓的‘天堂’。但这里却让(德国)士兵们想到被遗弃的废土。这里简直是恐怖的悲惨之地，人们饱受长达两个世纪、酷烈到难以想象的暴政压榨。我们宁可都去死，也不愿接受当地人早就被迫习以为常的那种痛苦和穷困。”
“这片土地没有尽头，漫长到无可想象的道路在无尽的天空之下不断蜿蜒。每个村庄和城镇，看着跟前面经过的那个都没什么不一样。一样的妇女和儿童，一样麻木地站在路边，一样的沟渠，一样的农田……要是队伍离开大路，靠指南针穿过农田，我们就成了告别旧世界、航行在茫茫大洋之上、寻找新海岸的航海家。”
德军士兵抱怨俄国夏季漫天的黄土扬尘让他们的制服都成了黄色，摩托化部队更是抱怨急行军时连前方的车都看不到，动辄追尾。但随着秋雨季节到来，俄国变成一个大沼泽地，与之相比这点抱怨根本无关紧要了。秋季的泥泞中，“一门炮要用24匹马分开拉”，炮兵们滚得浑身是泥，一连几天都没法脱掉靴子。战壕足横行，跳蚤更让德军士兵苦不堪言。
秋季仅仅是苦不堪言而已。至于1941-42年冬季的苏德战场，则可见德军某野战救护所医护兵哈维克霍斯特的报告：
“冬天来了，道路结霜，变得坚实。车辆在冻结实的地面上能开动了，但食品供给还是运不上来。寒风凛冽，我们领到了护耳，但这是后方按期送上来仅有的御寒衣物。”
“我们征用的这座学校，所有房间都被伤员占满了。救护所又一次严重超员，一张张痛苦的脸凝视着我们，或抱怨，或乞求，或沉默不语，或漠然处之。伤员们都躺在干草上。只有在夜里，呻吟声才在房间中不时回荡。那些轻松快活的时光，早已一去不返。”
“我们师对面是一些新调来的西伯利亚团。我们师的右翼完全洞开，如果救护所走廊里突然冒出蒙古面孔，我们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读着刚送到的后方报纸，我们只感觉上面的内容极度荒谬。后方的人们肯定相信这场战争已经进行到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完胜的结局。但我们却感到，最黑暗的时刻仍未到来。”送来的伤兵越来越多，德军平均每个步兵连的作战力量已经下降到不足50人。冬装严重缺乏，冻伤越来越多。“我们的鼻子和耳朵都变白了，我们开始用手搓，不然鼻子耳朵会被冻掉。”
苏联红军的攻势则越来越猛。上面一声令下：“马上转移，将伤员抬上空卡车。”德军医护兵丝毫不感意外：“我们离开村庄的时候，天正渐渐黑下来。我们在大雪纷飞中挣扎着前行，乌鸦一路追随着我们，它们闻到了腐肉的气味。天空烧得通红，爆炸声彻夜不停，撤退开始了。”
“外科手术组在坚持工作。担架排的人最后一批撤离，要自己想办法从敌人面前脱困。不要丢下任何伤员，这话我们人人牢记。伤员们用雪橇拉着撤退，这意味着我们把所有不是必需的装备都扔进了路边的沟里。”
“路上混乱不堪，你能看到各兵种各部队的人员武器全混杂在一起。坦克兵们驾着俄国雪橇逃命，他们的坦克没了油料，被丢在不知什么地方，由他们自行击毁或是放火烧掉了。桥梁和路口最是拥挤，叫骂声、抱怨声和诅咒声乱成一团。汽车栽进沟里，坦克熊熊燃烧，浓烟直冲天际。有时你脑中会出现这样的印象：往前走还不如往回走，好像连军马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居然还有个士兵在边走边唱歌，唱的是《回祖国的路多么遥远》(即英语老歌《把烦恼扔进背包(Pack Up Your Troubles in Your Old Kit Bag)》的德语版)。”
“国防军公报只是说我们这里有‘重整前沿’的‘地区性作战行动’，最多说‘因转入冬季条件下的作战而缩短战线’。后方完全不知道前线的真实情况，敌人步步紧逼。大家传言，挥舞马刀的哥萨克能活活把人脑袋劈开。果然有被马刀砍伤的伤员送来救护站，看来这都是真的。”
战局日趋恶化。1941年12月29日，这个德军医护兵经历了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天：“一大早所有卡车都来装运伤员。整个村庄暴露在炮火之下，我们急急忙忙装车。救护站后面的外科小组坚持给伤员做手术，军医本人更是在手术台旁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大家直接将伤员从手术台抬上卡车。敌人已经在村庄的另一边建立了阵地，救护站被重机枪火力所覆盖。等到最后一名伤员撤走，在村庄这一端建立了阵地的我军高射炮兵，用火力将村庄夷为平地，掩护伤员和救护站撤退。”
“1942年1月，温度计显示气温已经降到零下30多度。我们的步兵在难以置信的条件下进行着防御，组织着反击。据说敌人的骑兵会从西面向我们发动进攻。每座村庄都必须建成支撑点。我们在地上拼命挖散兵坑，结果挖到了去年10月俄国人修的工事。多么奇怪的进展啊!我们在敌人的土地上把他们打得节节败退，把他们远远往东面赶。现在我们却守在他们的工事里，等着他们从西面来打我们。”
“主战线呈弓形。夜间，所有方向都闪烁着枪口的火焰，高射炮在我们背后将夜空的寂静撕得粉碎。我们开始感觉到，自己落入了口袋，暴露在命运的动荡起伏之中。”
这个德军医护兵的命运不得而知。相比之下，另一名德军伤兵则稍加幸运。而这名伤兵在东线所经历的，却是更为恐怖的1942-43年冬季。以下是他的回忆：
“20岁生日那天，我被转运到迈科普。总撤退开始了，一辆没有门窗的敞篷载重汽车拉着我在严冬凛冽的冷空气中穿行，颠簸和严寒让我再次发起高烧。1月17日，我军弃守迈科普，我又被转运到克拉斯诺达尔。我们几百名患斑疹伤寒发高烧的伤员被扔在寒冷的砖房里，无人问津。没有任何食物，也没有任何护理。只有几个俄国姑娘给了这些在鬼门关上徘徊的伤员一些基本的照顾。我回忆起她们的善良，倍觉感动。”(其实他在野战救护所里染上伤寒时，德军医护兵都不敢碰他，搬抬工作全命令苏联战俘去做。)
“1月22日-23日晚间，我又发起高烧，全身寒战，严重呕吐。我想我死定了。也就在这天晚上，我军被迫从克拉斯诺达尔撤退。我高烧烧得满嘴说胡话，连医护兵也觉得我死定了。但我还是被敞篷卡车运到了火车站。食品短缺，我们躺的是干草，一个医护兵要管整整三车重伤员。后来才知道，这是从高加索前线经罗斯托夫撤退的最后一趟运送伤员的列车。火车颠簸得比汽车还厉害，对伤员的伤害更大。那些躺在我周围的人基本都死了，一个接一个死去。整整五天五夜，我们没吃没喝。火车短暂停车时，医护兵赶紧跳出车厢，从冰上砸个洞，舀点水给我们舔舔。我虚弱到头都不能动，高烧让我竟然感觉在东线的严寒中身体如焚。烧起来时，我大声哭号。我们在俄国人的炮火和空袭之下接近了罗斯托夫。在罗斯托夫火车站遭遇的一次空袭中，停在我们旁边的一列伤员列车被炸毁，我们这列侥幸没有被炸弹击中。”
“接下来，我们的列车穿越了广袤的乌克兰，暂时将死亡和危险抛在了脑后。我的烧也退了，体温降了下来。中间短暂停车时，正逢国社党上台10周年纪念，我们还喝上了热茶和热汤。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火车站，我们遭遇了最后一次空袭，这是前线对我们的告别。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前线形势严峻，所有野战医院人满为患，因此我们的伤员列车处处遭拒收。2月5日，列车抵达波兰，我们的旅途暂时有了个终点。我们从火车上被抬下来，结果发现抬下来的死人比活人还多。一个矮小精瘦的医护兵用胳膊将皮包骨头、体重不足90磅的我抱去清洗，然后我被送进了后方医院。当看到洁白的床单和德国红十字会的女护士时，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温暖和房间和食物对我同样有虚幻感，我不敢相信这些，但这些的确是真实的。前线、死亡、广袤无垠又令人恐怖的俄罗斯终于离我远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