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各地区都有着很多的军阀，其中西北的马家军算是非常独特的一支了。论其实力，马家军绝对是垫底的，但是知名度却是堪称一流的。关于马家军的介绍和文章，还有影视作品，可以说也是非常多的，不过基本上都是描述马家军的负面信息的，甚至在其中还参杂了很多的谣言和抹黑。不过近期小编看了一文比较客观的来评价马家军。
作者认为马家军虽然作恶多端，从客观上来说，马家军的存在对西北的安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至少在抗战中，在那个最风雨飘摇的时期，西北马家军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没有像东北、内蒙的实权派一样卖国投敌，分裂建国。
笔者同样认为不能一棍子打死马家军，但是我们也要知道，马家军之所以不敢叛国，功劳全在左宗棠。所以说，如果能够客观地看待马家军，就能够理解梁启超为什么说左宗棠是“五百年来第一伟人”。
马家军的崛起可以追溯至清末的陕甘叛乱。趁着太平天国之乱，西北的宗教领袖也纷纷自立，妄图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独立国家。西北宗教和民族问题复杂，清政府屡次平乱皆以失败告终，在覆灭太平军后后，急忙让左宗棠率老湘军赶赴西北。
西征的老湘军皆是经过战争洗礼的百战精兵，战斗力不言而喻，但左宗棠也敏锐地意识到，西北乱局并不能单纯地依靠军事手段解决。经过多番走访和调研，左宗棠认为西北的症结在于“有教无国”。
伊斯兰教在西北传播过程中，与当地封建势力相结合，发展出了一种特有的“门宦制度”。通过神化教主是带领信徒进入天堂的引路人，将教主与信徒之间的宗教等级关系变成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依附关系。
教主在宗教、婚姻、钱粮、诉讼等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信徒必须无条件服从。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教主的传承最初采取的是“传贤制”，但仅实行了一代就变成了“世袭制”，教主的儿子永远是教主。
当教主对信徒的控制远远超过了官府后，一旦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控制力下降，各地有实力的教主就蠢蠢欲动，这才有了“国有难，穆必乱”的老话。
左宗棠进入甘肃后，先是全力荡平了叛乱的中心金积堡，凌迟处死了匪首马化龙。然后才开始实行自乾隆皇以来，清政府一直奉行的“以穆治穆”政策，但是扶持的对象却跟以往大不相同。
当时西北伊斯兰教主要有新老两个教派，创始人分别是马明心和马来迟。马化龙被诛后，标志着新教势力的破灭，马来迟的四世孙，华寺门宦的教主马桂源于是就成了西北宗教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新教是发动叛乱的主力，左宗棠必须将马化龙的势力连根拔起，但老教一直心向官府，很多人都是被裹挟的，并没有坚定的反叛意识，所以马桂源属于可以被争取的对象。
然而左宗棠却没有争取这位教主大人，反而将他有意投降的消息透漏给了河州的宗教领袖马占鳌。马占鳌之前是河州叛军的首领，他在太子寺之战中大败清军，之后却立刻请降，因此深得左宗棠的青睐。
马占鳌深知自己仅是地区性的宗教领袖，永远不可能成为教主。一旦马桂源投降，朝廷必然重用其老教教主的身份，而他自己则永无出头之日。
马占鳌得到消息后，一方面写信告诉马桂源，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得已才投降清军的，请求马桂源继续领导教众抗清;另一方面又不断暗中设计，最终生擒了包括马桂源在内的13名首领。
这样在马占鳌的帮助下，左宗棠成功斩断了西北最大门宦势力的血脉。战后论功行赏，以马占鳌家族为首的河州军阀如愿当上了朝廷在西北的代理人。
随着清王朝的衰落，马家军虽然逐步实现了割据西北的目的，因为他们不是教主，而且还出卖过教主，从此失去了宗教号召力，只能依靠中央政府的才能维持统治。
抗战时，日本特工抛出建立“伊斯兰国”的诱饵时，他们之所以不为所动，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足够的合法性，而这一切都要感谢左宗棠在几十年前就给他们戴上了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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