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在说这个胡惟庸的事情，很多人也都问了，这个胡惟庸是不是真的是冤枉的，还是说胡惟庸是真的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没有被冤枉了，对于这个问题想必大家有的清楚，有的不清楚了，下面就简单的给大家详细的来分析介绍介绍，感兴趣的一定别错过了。
胡惟庸案起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因御史中丞涂节告发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等人谋反而起，后三人均被杀。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太师、韩国公李善长遭御史弹奏，被逼自杀……该案前后历时十数年，被杀功臣及其家属达四万余人，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开国将领、靖宁侯叶昇和开国文臣之首、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宋濂等人也未能幸免。
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时常不奏请朱元璋批准就擅自行事，“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可以说胡是咎由自取，一点不冤，但就整个胡惟庸案来说，则是个天大的冤案。
拿李善长来说，他和胡惟庸关系密切不假，但其向来小心谨慎，在自己权势最大的时候都没有敢谋反，怎么可能会在年近七十的时候和胡惟庸串通谋反?在李善长被杀一年后，御史解缙曾冒死为其申冤，言李善长已是开国第一勋臣，即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还是第一勋臣，况且当时他已经年迈，何苦如此颠倒?朱元璋看后没辩驳。可见朱元璋也清楚，杀李善长的理由是很扯的。
朱元璋杀李善长等人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出于如下考虑：
1、夺回行政权，为子孙后代扫清管理障碍。在刚刚建国的时候，千头万绪，自私惨苛的朱元璋不能不用李善长等行政官僚来保障国家权力的运作，李善长、胡惟庸等人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自然会形成利益共同体，君权、相权处于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之中。等一切进入了轨道，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就不能容忍这些行政官僚的“胡作非为”，更担心他们将来给子孙后代“上眼药”， 诛杀胡惟庸、李善长等人只是早晚问题。
2、措财筹款之需。明初连年用兵，财政枯竭，怎么办?宰“肥猪”呗。在胡惟庸案中，朱元璋不仅将不顺眼的文官、桀骜的宿将诛杀，还将一切够得上籍没财产资格的一块割了韮菜，这是多好的致富捷径啊!
3、恐吓知识分子。朱元璋出身贫贱，既需要用知识分子又恐遭知识分子讥讽，所以他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稍有风骨，一代帝师宋濂为人低调，对朱元璋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也被以其孙宋慎与胡惟庸案有涉为由，遭流放而死。朱元璋所要的，是唯诺听命的知识分子，没有个人思想的驯仆，金丝笼里的画眉……
最后我想说的是，冤不冤其实也要看哪个话语系统。按当时大明王朝的话语系统，如果你真反了，那就不冤;没反，才可以叫冤。但是若超越传统的王朝话话系统，这些文臣武将，站在某一个角度，也没啥冤不冤的。因为你们是社会领头羊，却没有改变中国两千年的政治逻辑：文臣武将做帝王打江山的帮凶，帝王做文臣武将共享江山时的杀手。双方相生相杀，相辅相伐。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任何文臣武将，在辅佐帝王起步之时，就应该想到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大结局。武将就不说了，头大脖子粗的，那文臣呢?作为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为嘛两千年的历史循环里，就不给自己设计一个安全的体制或者堡垒呢?知识分子的存在，不是论证帝王权力的合理性，不是替帝王磨斧头，而是，如何把这个权力，放置到一个笼子里，替帝王钝斧头，做到权力的均衡与人道配置。可惜，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个，冷兵器时代就应该完成的。一旦走出冷兵器时代，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的那小样儿，更完不成了。所以，冤不冤的，我是不太在意的。个体的侥幸与否，与整个制度的悲剧，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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