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士，他在晋国效忠于智伯瑶。但在晋阳之战中，魏、韩、赵联手击败智氏，智伯瑶也战死沙场，作为家臣豫让立志要为主公报仇，打算刺杀赵襄子。只不过豫让的计划并没有成功，豫让临死前说出：“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12个字也成为了一段著名典故。豫让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佩，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心中还存有忠义二字，越往后继承这份精神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春秋晚期晋国的内政掌握在六卿手中，这六卿为了争权夺利，时生内讧。
公元前 458 年，赵襄子与韩、魏、知氏四家共灭范、中行氏，尽分范、中行氏的土地。晋国六卿自范氏、中行氏灭后，只存知、赵、韩、魏四卿。四家之中以知氏最强，知伯瑶也因此最为专断跋扈，曾强索韩及魏的万家之县各一。
等到公元前 455 年时，知伯又强索赵氏的土地，赵襄子不答应，知氏乃联合韩、魏攻赵，“围晋阳而水之，城之不沉者三板”。
三国之军围晋阳三年，“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
知伯之为人，贪利而性凶猛反复，善作表面工夫而心怀阴险，不易与人亲近。终至韩、魏阵前倒戈，与赵氏联手灭了知伯之后，赵襄子还将知伯的头颅制成饮酒器，以羞辱知伯的亡灵。
纵然知伯为人骄横、对赵氏又无理在先，然他礼豫让为国士，对豫让有知遇之恩。所以，基于个人的情感，豫让非替知伯报仇不可。
《诗经》有言：“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楚辞亦言：“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而伯牙因钟子期死，终其一生不复弹琴，这些都是说明士人重视“知”这种情感。
而“知”当中的“知己”和“知遇”是有别的。
“知己”是相互了解而友谊深厚的人，可以是对等地位，也可以是上对下的关系;“知遇”是受人赏识而被优待或重用，那是一种下对上的关系。
知伯并非单纯宠爱豫让，而是将之视为国士，并且尊敬他。正是这份知遇之恩，让豫让义无反顾。
豫让有两次行刺。第一次“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涂厕”，此乃常人之复仇;第二次豫让采取了有违常情的复仇方式——“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又吞炭为哑，变其音”。
易名容易，易容难，再至吞炭声哑，一层难过一层。然而，他两次行刺失败皆非行迹败露，一次因赵襄子如厕时“心动”，一次因“马惊”。
豫让毁身苦行已足够让人惊奇，其复仇之心，强烈到能使人和动物都有所感应，更令人咋舌。人们在惊奇之余，不免升起“天意”之叹，对其悲剧兴发感慨。
众所周知，在希腊悲剧中，多有表现人无力抗拒命运之神的捉弄，而豫让的悲剧，亦有这样的意味存在。
豫让反映出小人物不甘受命运所制约，努力挣脱命运束缚的奋斗精神。这种历经千辛万苦而终至失败的悲剧，便形成了艺术的崇高。
另外，豫让的一生之所以感人，还在于他与赵襄子之间的矛盾冲突。他们各自代表一种伦理力量，各自为自己所代表的一方正义而坚持，因而导致悲剧的结局。
赵襄子的心理矛盾在“惜士”这一层次。他肯定豫让是一个义士，在第一次抓住豫让时，他说：“彼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他舍不得杀忠臣义士之心甚明，所以愿意自己小心谨慎，躲避着豫让。
第二次抓住豫让时，他喟然叹泣：“嗟乎豫子!寡人不舍子”，同样表现出惜士而不欲其死的心理，然而此士的存在又危害自身的性命，遂在“己命”与“惜士”的命题中产生巨大的冲突，最后，赵襄子仍不忍亲手结束豫让的性命，而是让豫让自己考虑该怎么办。
然而，豫让的心理矛盾在“知己”这一层次。
知伯是他的第一个知己，为报知伯之恩，他要刺杀赵襄子。在第一次刺杀未成时，赵襄子不仅释放了他，并且中肯地评价了知伯与豫让之间的关系，赞扬他是“义士”、是“天下之贤人”，于是赵襄子成了豫让的第二个知己。
正因如此，豫让不愿接受朋友的建议——以侍奉赵襄子的机会接近他，取得其信任再伺机刺杀他。
豫让在旧知与新知间产生了对立冲突，而新知赵襄子还是个明主贤君，这点更胜旧知一筹，故而豫让请求击刺赵襄子的衣服，再自杀而亡，是报二位知己之恩的两全方式。
后世议论豫让之行为有褒有贬，魏文侯曾感叹自己无如豫让般的臣子，而韩非曾批评豫让说：“虽有残刑杀身以为人主之名，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然而，在笔者看来，豫让所作所为坚韧而又悲壮——知伯死后，门人尽散去，唯豫让一人“自刑变容、吞炭变音”为其复仇，实在可悲可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