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和蜀汉的建立都有各自说得通的理由，但孙权建立东吴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了，孙权既不是汉室宗亲也不想继承汉室血脉，那就是彻彻底底的叛国臣子了。所以孙权建国时间最晚，就是因为孙权一时半会也想不出建国的合理理由，但是东吴政权是三国当中存在时间最长的，比曹魏都还要长。只能说江南这片土地真的人杰地灵，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而孙权也找到了一个最好的时间点建国称帝，一起来看看他是怎么做的吧。
如同《三国志》中陈寿给予孙权的评价云：“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孙权在三国中称帝最晚，其称帝过程也最为曲折，探本溯源，有如下几条原因。
孙吴因争霸形势丧失名分
外部来看，首先就是荆州之争令孙权在名义上屈膝于曹操。
孙权决定用武力夺取荆州之后，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力量有限，不可能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开战。荆州一旦开战，自己是无法同时对付曹刘的，无法同时面对西面与北面的两方压力。于是孙权决定同曹操结盟，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孙权就悄悄派使者到洛阳向曹操请降求盟。曹操也想拆散孙刘联盟，就偷偷与孙权结成了军事同盟。
襄樊战役打响以后，孙权为了能得到曹操的有力支持，甚至不惜卑躬屈膝，上表劝曹操早日称帝。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孙权借助曹操的“配合”，如愿以偿夺取了荆州，擒杀关羽父子，并将关羽首级献给了曹操。曹操于是就以汉献帝的名义封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南昌侯。
在这一阶段，曹操已经被天子册封为魏王，刘备也在四川称汉中王，而孙权别说称王了，级别远低于曹操，而且表示臣服。但是这一番隐忍，也为孙吴带来了夺取荆州这一巨大的成果。
解决荆州问题事关东吴兴亡
孙权没法想太多
其次是刘备的报复，令孙权在名义上沦为曹魏的属国。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公元221年，刘备在四川称帝;而孙权此时还是选择了隐忍，并没有自立。因为孙权在杀关羽夺取荆州后，马上就考虑到刘备的报复。如果曹丕再趁火打劫，也发兵来进攻东吴，那么又会面临魏、蜀的两面夹击。一旦形成这样的局势，东吴就很危险了。
于是孙权在曹丕称帝之时，立即向曹丕“称藩”，不但将原先被关羽俘虏的曹魏大将于禁及降兵全部送还给魏国，还满足曹丕的条件向其进贡珍宝异兽，并接受曹丕以天子的身份册封的吴王、大将军。
但这样一来，魏国同吴国的关系就是不平等关系，魏是朝廷及宗主国，吴不过是地方上的一个诸侯国，孙权也只是曹魏册封的一个藩王而已。
当时东吴有很多人不同意孙权接受册封，认为孙权应该自称上将军、九州伯。但是孙权又忍了，这一忍又让孙吴停过了巨大的危机，但都为其后来称帝时的正统性埋下了隐患。
第三是曹魏巨大军事压力。
孙权再一次地隐忍不发，换取了孙吴与蜀汉单挑的机会。公元222年，陆伯言摧刘玄德于白帝，孙吴获得夷陵大胜，消除了刘备时期蜀汉对孙吴的军事压力。
但同时曹丕发现了孙权称藩用心不纯，发动第一次攻吴战争，虽然没有取胜，但一直都保持对东吴巨大的军事压力。
所以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政，孙权为了能解决魏国的军事压力，在公元223年又恢复吴蜀同盟。并在后续的几年，逐步完善东吴内部的称帝准备，包括讨伐山越和武陵蛮、稳固自己在荆州的统治、并通过一些列人员任命逐步趋向政权的江东化，终于在公元227年的石亭之战，孙吴大败曹休，险些彻底击溃曹魏的东线有生力量，终于解决了来自曹魏巨大的军事威胁。
从此孙权终于忍无可忍也无须再忍，公元228年正式孙权称帝，但也开始发现自身政权自正统性和合法性的困境。
孙吴建国面临合法性的巨大缺失
首先孙吴政权很难构建起自身与汉朝的连接。
蜀汉和曹魏都将本身政权与汉朝构建了链接。曹魏通过禅让的方式，表示魏承汉统;而蜀汉以血统和政治口号，表示要复兴汉室、恢复汉朝。
从江东孙氏本身来说，《吴书》说其“世仕吴”，近年来已经被很多学者质疑，并举证孙氏出身寒微，在汉末普遍重视家世的环境中，不具备任何优势。
而且孙权在汉朝的官职也并不高，最高时只到过“骠骑将军，荆州牧、南昌侯”，吴王的尊号还是接受魏天子曹丕的册封。这就导致孙权在构建政权时，无论从家世与大义上，都无法从“继承汉朝”上构建自己的正统性。
其次从五德上，孙氏也难有作为。曹丕以禅让为名，在天命上承接汉朝，五德论述则以土德取代汉朝火德，走的是继承汉朝之路;刘备以继承汉献帝法统为号召，不仅沿用汉的国号，在五德论述上自然也继续采用火德，属于恢复汉朝的模式。
然而在中古时期，孙氏一般被认为是周的后裔，若孙权自称接续周德，无论是五德相生或五德相胜论，都不可能以此宣称继承汉朝之德。即便孙权以五德相胜的木德取代曹魏土德，同样需要承认曹魏曾为正统。换句话说，孙权难以使用五德之说宣示孙吴的正统性 。
三国不是五代
当皇帝，有兵之外还要有说法
还有名分与疆域上的的困境。
说起蜀汉和曹魏的优点，首先是王室血统，刘备以此为号召;其次是禅让程序，为曹魏所据有。
孙氏三代曾为汉臣，而孙权却接受曹魏册封向魏称藩，这意味着对汉朝的背叛。而今又需要自立称帝，基本找不到一个令人信服的大义上的名分;
其次说疆域，中原一直是王朝正统的默认地域，两汉旧都在曹魏手中。孙吴立国江东，秦汉以来江南一直处于帝国政治边缘，远不能与中原相比，缺乏自身的政治传统。而以江东江南为统治地域、团结江东大族，建立与中原对峙的王朝，孙吴算第一家，之前并无前辈可以借鉴。
如何在非传统的统治地域，构建合法合理令人信服的政权正统性，以面对北方的压力并争夺天下，是一个需要孙吴统治者辛苦思考的问题。
以上几点问题，足以证明孙吴政权先天不足，导致其成为三国中合法性与正统性最差的政权。但孙吴统治者的解决方式，值得我们探究。
孙吴政权苦心孤诣的正统性构建
《三国志·吴主传》中载“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之后孙权便即皇帝位，孙吴正式立国。唯因黄龙、凤凰见于夏口、武昌两处，故改元为黄龙。这一年是229年，同样是魏太和三年、蜀汉建兴七年——三国之谓，在法律上正式成立。
先附上孙权《告天文》的原文：
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叡，继世作慝，淫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时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徵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惟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终天禄。
从孙权称帝的《告天文》中，我们就找到了其构建正统性的第一个策略。
文中首先是认为曹魏“纂夺”汉位，否认曹魏政权。然后指出“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孙氏由于所行德政，“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这样就为孙吴政权找到了一个立足点。
也就是刻意忽略孙吴与汉朝的关系，并无视蜀汉的存在，设立了“汉室已亡、汉德已衰”的大前提，来解决孙吴无法与汉朝连接的问题。
从《告天文》中又能引出孙吴构建正统性的第二个策略。
文中强调“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历数在躬，不得不受”等，其实是迎合“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的谶语。其实“东南有天子气”之说，早在《汉书》中就有记载，班固也认为秦始皇东游是为了厌胜其气。《周易》中“帝出乎震”，也被孙吴频频引用。
《吴书》曰：
以尚书令陈化为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览众书，气幹刚毅，长七尺九寸，雅有威容。为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问曰：“吴、魏峙立，谁将平一海内者乎?”化对曰：“易称帝出乎震，加闻先哲知命，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岂复在东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东，是以文王能兴於西。”帝笑，无以难，心奇其辞。
吴书中记载陈化论证孙吴之天命，就用了“帝出乎震”的理论与“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的谶语等等(大司马按：“帝出乎震”的“震”指八卦方位中的震位，处于东方，意思是皇帝当出现于东方)。其实这一些列的理论链接，都是为了把孙权称帝与孙吴政权的正统性合法性，与东南王命的说法绑定在一起，以宣传孙吴是天命正统，这在神文时代中，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黄旗紫盖是望气术语
指一种云气形状
孙吴构建正统性的第三个策略，便是以年号、祥瑞增强政权正统性与合法性，并绕过汉朝隐隐比拟西周。
“符瑞之应”对皇权是有一定维护作用的。孙吴统治期间，仅据《吴志》记载，就先后有过四十余次符瑞记录。这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据下文将要谈到的《禅国山碑》来看，有相当多的符瑞史书中还没有体现。
孙吴政权就是通过不断地运用符瑞，来强化自身政权的正统性，从其年号就可以窥见一二。另外在中古时期，孙氏被认为是周的后裔，孙吴跳过汉朝，隐隐以西周自相比拟，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孙吴行用的年号很不同于曹魏、蜀汉二国。如果从孙权称吴王时的黄武算起，孙吴立国江东五十九年，前后四帝共行用十八个年号。十一个年号取之于符瑞，即孙权的黄龙、嘉禾、赤乌、神凤，孙亮的五凤，孙皓的甘露、宝鼎、凤凰、天册、天玺、天纪，在数量和时间上均占近三分之二。
与此同时，曹魏和蜀汉的符瑞年号比较少见。曹魏共行用十个年号，符瑞年号仅二例，即明帝的青龙和高贵乡公的甘露。蜀汉行用的五个年号中，仅有后主景耀与符瑞有关。相比之下，孙吴年号的符瑞色彩相当突出，以下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黄龙(共计3年)
龙是帝王和尊贵的象征，《后汉书》记载：“夫龙形状不一，小大无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为符瑞。”其中黄龙，更为“四龙之长”，由于其特殊政治蕴涵，在三国特别受到重视。
孙权称帝时改元“黄龙”，不仅因为龙是符瑞之兆，更因为“黄”代表土德，能取代汉的火德。故而黄龙年号很为孙吴所重视，孙权称帝后曾命人制作黄龙大牙舰，还让胡综作《黄龙大牙赋》以颂之，其文中称：“在昔周室，赤乌衔书，今也大吴，黄龙吐符。”这也隐隐表现出表明孙吴有以西周作为比拟的想法。
嘉禾(共计7年)
《白虎通·封禅》“符瑞之应”：“德至地则嘉禾生。” 嘉禾符瑞，从表面上看主要强调帝王的“德”。孙吴黄龙年号行用三年后，改元嘉禾。
同时嘉禾符瑞的来由还与西周有关，《白虎通·封禅》“符瑞之应”又说：“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时有三苗异亩而生，同为一穗大几盈车，长几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访周公而问之，公曰：‘三苗为一穗，天下当和为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译而来矣。”
使用嘉禾年号，是孙吴继“黄龙”之后，开始宣扬君主的德行德政，并在代汉的隐含意后开始把孙吴与西周开始建立联系。
赤乌(共计14年)
《吴主传》：(赤乌元年)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见。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应，宜改年号。”诏曰：“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纣，有赤乌之祥，君臣观之，遂有天下。圣人书策载述最详者，以为近事既嘉，亲见又明也。”于是改年。
赤乌元年(公元238年)八月的改元议论，有司奏称本主张以麒麟为号，理由是麒麟为“太平之应”。但孙权却支持所亲见的“赤乌”，皆因为赤乌具有特殊的符瑞意义。
《宋书》卷二九《符瑞志下》解释说：“赤乌，周武王时衔谷至，兵不血刃而殷服。”说明武王伐纣时有赤乌之祥，又是与西周有关的符瑞。与赤乌相比，麒麟的意义就显得较为普通。选择赤乌年号显然更能为孙吴政权提供法统上的号召力。
《禅国山碑》——孙吴版神奇东吴在哪里
孙皓即位时，魏蜀已灭，只剩下吴国与西晋对峙，天下大势发生重大改变。故而孙亮、孙休时期受到了冷落的符瑞策略又被孙皓重新用于构建二国争天下时的政权合法性。
孙皓在位十七年，一共行用八个年号，除去即位时短期行用不足一年的元兴、行用三年多的建衡，其余六个均为符瑞年号。这种大规模行用符瑞年号的做法，与孙权时期颇为相似。
孙皓通过符瑞来构建天命正统在公元276年国山封禅的仪式中到达顶点——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南方进行的封禅。《禅国山碑》列举了一份多达千项的祥瑞清单，堪比东吴版本的“神奇动物在哪里”，我们引一段碑文来看：
神人指授金册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见者一十有七;五帝瑞气，黄旗紫盖，覆被宫阙，显著牛斗者一十有九;麟凤龟龙，衔图负书三十有九;青蛇白虎，丹鸾凤鱼鸟，二十有二;白虎、白獐、白麂、白兔三十有七;白雉、白乌、白鹊、白鸠一十有九;赤乌、赤雀二十有四，白雀白鸾二十有七;神鱼吐书，白鲤腾船者二;灵絮神蚕，弥被原野者三;嘉禾秀颖，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干连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大珠，璧流离三十有六……
白虎、赤乌、神鱼……孙皓将如此大数量的符瑞写入封禅碑文中，以强化政权正统性，是孙吴应对变化的南北局势的一种方式。
孙皓一些看似搞笑的举动
其实并不搞笑
综上，孙吴因为种种原因立国最晚，江东孙氏也因为自身条件，无法与汉朝建立连接，造成了孙吴政权合法性和正统性的构建的困境，导致了孙吴在三国中正统性与合法性最差的局面。
但是孙权刻意忽略孙吴与汉朝的关系，并无视蜀汉的存在，设立了“汉室已亡、汉德已衰”的大前提，为自己的即位找到了理由;以“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的谶语，“帝出乎震”与“东南有天子气”的构建自己政权天命的理论体系。以符瑞现象与年号，不断增强自己执政的正统性。
而且孙权时期的符瑞策略，对于中原地域的主权宣示并不强，很多宣示来自吴蜀二国交分天下的盟文中;而孙皓时期大量符瑞的制作、符瑞年号的行用、封禅国山运动等等，都是宣传自己天平天子和孙吴要一统天下的意愿。
孙吴这一系列构建正统性与合法性的策略，虽然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江南俗尚巫鬼、好淫祀，恰好成为孙权崇尚符瑞的民众基础;其次吴地大族学风保守，符瑞也是一种他们熟悉和乐于接受的方式。
有了精英士族基础。就这样在君臣民三方的共同炮制下，孙吴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为江东吏民所接受，三方共同凝成了一个江东政治集团。因此孙吴政权得以合法性最差的国家，成为三国中生存到最后的国家，并且以一国之力仍与北方强大的晋国对峙十多年。
而孙吴留下独特的构建政权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方式，十分独特并且对东晋及南朝都有借鉴意义，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好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