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宋朝一定会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宋朝是非常的弱的，宋朝的战斗力并不高，因此总在战争中失利。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当大理想要想宋朝投降，想要将自己划归宋朝的时候，宋朝就不应该拒绝，毕竟对于宋朝来说，大理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为什么最终宋朝却一直都拒绝大理，难道接受大理不是一件好事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今天的中国是汉唐宋明等历代中原王朝所演化来的吗?其实并不全是，“中原王朝”是中国的主体，但不是全部，“中国”的历史其实是中原王朝和很多地方民族政权综合而来的。不仅“汉唐宋明”是中国历史;大理、吐蕃、渤海等国的文明历史，实际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到了封建王朝鼎盛时期的清代，这些边疆基本上服从中原王朝的权威，这也是现在所说的“今日中国版图由清朝奠定”的根本原因。
那中原王朝和这些地方民族的政权是什么样的呢?大体来说是有战有和，交流不断，而在这其中，大理国和宋朝的关系绝对算是相当独特的，虽然金庸老先生的名著《天龙八部》中，大理世子段誉的戏份相当多且多与中原相关，但事实上，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相当薄弱，目前能查到大理国与同一时期的宋朝相关史料并不是很多，内容主要也以经济关系为主，有时甚至会中断贸易。
总体来说，大理国一直想亲近宋朝，当宋朝的藩属;但宋朝却百般回避，唯恐避之不及。
注：段誉，历史原型为大理宪宗段和誉(1083年-1176年)，在位时被宋朝册封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这是宋朝与大理建立官方关系之始。
这其实并不正常，在封建时代，中原王朝通常东亚地区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以中原王朝的立场来看，其会追求“四夷臣服”的秩序以证明自身的正统;而以地方政权的立场，亲慕中原，可以摆脱“蛮夷”身份，并获得极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所以极少出现宋朝与大理国之间的这种诡异关系。
时间先转到公元964年，这一年宋军出击攻打后蜀，次年元月，后蜀国主孟昶举国投降，占领川蜀后，宋朝势力直接和云南接壤。不过，宋太祖对云南并没有太大的打算，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典故“宋挥玉斧”：传说宋朝占领四川后，宋朝疆域与大理国辖境直接相连。大理国立刻派建昌城的守将到成都祝贺，希望于宋朝交往。此时，进军巴蜀的宋将王全斌也向宋太祖赵匡胤进献地图，力主乘势进兵，攻取云南，然而宋太祖却用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划了一条线，说：“此外非吾所有也。”与大理国划江而治。
可以看出，宋太祖根本不想和大理国发生什么关系，其原因在于什么呢?在于唐朝的教训，唐朝曾与南诏交往(738年-902年年，云南地区由乌蛮和白蛮建立的过度)，然而安史之乱后，南诏竟判唐并大举入寇，甚至攻破过成都，使得唐西南地区大乱。宋朝鉴于此，保持了对西南地方政权的高度警惕。
当然，“宋挥玉斧”不是正史(此说不见北宋记载，直到南宋时方有以大渡河为界之说)，但宋朝对于西南地区比较保守确实是事实，宋朝毕竟没有汉唐时期那么强盛，开拓之心也没有汉唐雄主那么热烈，所以宋朝对大理相当冷淡，对于此策，时人与后人评价还是挺高的。
“翰林学士朱震言：大理国本唐南诏，(唐)大中、咸通间入成都，犯邕管，召兵东方，天下骚动。艺祖皇帝鉴于唐之祸。乃弃越巂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为御戒上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时宋以大理内附，或请于大渡河外置城市，以便互市，诏问得失。知黎州宇文常言：‘太祖观地图，画大渡河为境，历百五十年无患。今于河外置城邑，边衅开，非中国之福。’乃止治黎州。”——《僰古通纪浅述校注》
“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图进于上，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非吾有也。’由是云南三百年不通中国，段氏得以睨临僰爨，以长世焉。”——《滇载记》
在这种策略下，宋朝和大理国之间呈现一种尴尬局面，这从地图就可以看出：宋朝与大理之间，有一片空白区域，这里是什么地方呢?这可以看做是一片缓冲地带，属于“昭通乌蛮诸部”，他们有时既听命于宋朝又臣服于大理，但多数时间处于自我发展的独立状态，宋朝一般称为“西南夷”。
其实宋朝对于外交一项如此，西夏，安南和辽朝没办法，这里占据了传统中原王朝的国土(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安南自古便是中原王朝的郡县，辽朝占据了幽云十六州)，宋代初期还是希望收回;但是大理，云贵一带，当时并不是中原地区传统势力范围，所以宋代就不想惹事。
大理对宋朝倒是相当热烈，根据统计，从公元965年至公元1116年，北宋一共拒绝大理国的册封要求达十一次之多，对于大理国“希望建立宗藩关系”的请求，宋朝君臣总是寻找各种理由予以搪塞推辞。一直到好大喜功的宋微宗即位后，大理国与北宋的关系才有了明显的转机，最著名的也就是政和七年，宋微宗赵佶赐大理国主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这是大理国与宋朝臣属关系的首次正式确定，大理国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请封心愿终以了却。
大理对宋朝是个什么外交策略呢呢?大理国和南诏不太一样，其国力有限而且深受佛教和儒学思想影响，深知自身国小力弱，攻击性并没那么强，美籍学者查尔斯. 巴克斯在其《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一书中认为:“宋代大理国所控制的地区与九世纪中期南诏尽力向四面扩张的时候相比要小一些。他的中心仍在大理平坝, 他们的当权者可能从未想到要越出今天云南省范围之外。大理决不可能对宋代中国的南方省区如四川、贵州、广西等构成真正的领土威胁。”
不过，大理国迫切希望与宋朝交往，不仅多次请求臣服宋朝，还多次要求通商朝贡，比如政和五年(1115年)，大理国王段和誉(段誉原型)向宋朝皇帝上奏：臣累年以来，尝遣道磨中、罗道等处乞修朝贡….
不仅大理国如此，大理国治下的诸多少数民族(如川蛮、两林蛮、风琶蛮等)也纷纷要求与宋通商。这其中有很多因素，一方面是经济利益，宋朝毕竟是大国，与宋朝交流能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文化的敬畏，毕竟古典时期中原就是东亚的文明中心，周边列国均钦慕，大理国在请求通商时，多次特别请求希望购买宋朝各种学术和科技书籍。
“政和五年(1115年)，南诏大理国进奉使李紫琮等过鼎州(今湖南常德市)，闻学校文物之盛，请于押伴，求诣学瞻拜宣圣像，郡守张察许之，遂往，遍谒见诸生，又乞观御书阁，举笏扣首”——《宋史》
大理国国小力弱，无力对外扩张;而宋廷在北面始终面临两大强敌，也无心对西南用兵，双方均无意敌对，且无利益冲突，这就使得宋朝和大理国300年内均保持着和平;而另一方面，大理国十分渴求与宋朝发生关系，但宋廷过度警惕，始终认为大理国“图谋不轨”，又使得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进展始终相当有限，虽然北宋末年，北宋和大理的宗藩关系得以确定，南宋时期中原地区与大理国也并未完全断绝政治联系，但这种关系宋朝并不重视，与后世明清对于朝鲜、越南等藩属国的重视程度根本不是一个等级。
换一个思路，如果宋朝后期国运昌盛一些，很可能会进一步经营大理，毕竟宋朝的保守是受制于国力所限，毕竟宋朝也是个开拓过“陇右都护府”的王朝，也还是有些进取心的。
这种特殊的策略，使得大理和宋朝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之间的一种极为特殊的怪异局面：双方在保持友好和平的情况下，一方拼命亲近，另一方却百般避让。
不过，宋朝的策略也不能说是失败，毕竟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西南地区也确实无法带来过大的收益，宋朝统治者在实力有限又要面对北方强敌的情况下，在西南采用收缩策略，也的确保证了西南地区的安宁。也就是说，虽然宋朝对大理国“富有侵略性”的人设假定与具体事实不符，但还是取得了好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对于大理国来说，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宋朝的保守无疑限制了云南地区接触中原先进文化，这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及对外关系，皆产生了不利影响，云南于中原地区更加滞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