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在多数人印象里，古人出行的交通工具也就是马和马车之类的，其实在宋朝时期市面上就已经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出行工具了。而且各个不同阶层的人士，能享受到的出行待遇也不同，皇帝、官员和平民有着很明显的区别。其中女性更为特殊，女性出门只能乘坐封闭式的工具，例如小舆、轿子等，为什么女性出门会有这样的规定呢?下面就为大家讲讲关于宋朝人出行方面的故事，一起来看看吧。
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四大要素之一，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行既包括人的出行也包括物的流通。无论是人的出行还是物的流通都离不开一个载体——出行工具，而出行工具则能客观的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生存状态。
宋朝各阶层人士的出行工具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宋朝皇帝的出行工具以辂、辇、舆和车为主;皇室人员的出行工具以辇、舆、车为主;官员的出行工具以舆、轿、车为主;工商庶人的出行工具以车和马为主。
那么，宋代女性的出行工具又有哪些呢?首先必须清楚的是，因封建礼制的约束，宋朝女性的出行工具大都是封闭的。
宋朝女性的陆地出行工具主要有小舆、兜子、檐子、轿、毡车、犊车、马、驴。
宋朝女性的陆地出行工具之一是小舆。宋朝普通妇人的出行工具有小舆，徐梦梓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有李邦彦“乘妇人小舆”的情景，从这条资料可以看出，普通妇人也可乘小舆，并且妇人乘坐的小舆还有一定的规制，它与男性所乘小舆的形制是有差别的。
宋朝女性的陆地出行工具之二是兜子。兜子又称兜笼，“巴蜀妇人所用，乾元以来，蕃将多著勋于朝，兜笼易于檐负，京师先用车，后亦以兜笼代之。即今之兜子。盖其制起于巴蜀，而用于中朝自唐乾元以来也”。
从以上资料可知，兜子本为巴蜀妇人所乘，后流传至京师，从而取代了车舆成为主要担负工具。兜子在京师使用则始于唐肃宗乾元年间。兜子形制较简单，是轿子最原始的模型。
宋朝女性的陆地出行工具之三是檐子。洪迈在《夷坚志·乙志》中记载道：“有兜檐甚饰，使登焉。两人肩异，约行数百里，又度钱塘江”。宋朝兜檐可同时容两人乘坐，其内部空间比较宽敞。
元宵节当天，赵令族得心疾，“其妻议徙居以避祸，既得宅于城西，遣其子子澈先往，妻与令族共乘一兜檐”。可见，檐子在平民百姓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角色。
宋朝女性的陆地出行工具之四是轿。南宋时，由于理学的兴盛，封建礼制对女性的制约更加严厉，女性陆地出行不再骑乘，妓女陆地出行用肩舆。“或欲更招他妓，则虽对街，亦呼肩舆而至，谓之‘过街轿’”。
洪迈在《夷坚志·甲志》中记载妇人乘竹轿的场景。“僧惠吉张氏，饶州余干人。少亡赖，为县五伯，因追胥村社，少休山麓，遇妇人乘竹舆，无所服，惟用匹布蔽体。”
宋朝女性的陆地出行工具之五是毡车。毡车本为游牧民族之车，后渐渐传至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宋朝时，毡车多为妇人所乘。
北宋著名将领王德用与契丹人作战中，曾巧用毡车智擒敌人。王德用“累迁内殿崇班，以御前忠佐为马军都军头，出为邢、洛、磁、相巡检。盗张洪霸相聚界上，吏不能捕。德用以毡车载勇士，诈为妇人饰，过邯郸。贼果来邀，勇士奋出，悉擒之”。
宋仁宗景裕初年，尚、杨二美人得宠，阎文应“即召毡车载之出，二美人涕泣，辞说云云，不肯行，文应搏其颊，骂曰：宫婢尚复何云!即载送别宫”。又宋哲宗元裕六年八月“两宫幸李端愿宅临奠，既还，蔡确母明氏自毡车中呼：太皇万岁，臣妾有表。卫士取而去”。可见，宋朝时期，毡车主要供妇人乘坐。
宋朝女性的陆地出行工具之六是犊车。北宋时，平常妇人出行多乘车子，东京城内“又有宅眷坐车子，与‘平头车’大抵相似，但梭作盖，及前后有构栏门，垂帘”。
每当皇后外出行道时，“余命妇王宫士庶，通乘坐车子，如檐子样制，亦可容六人前后有小勾栏，底下轴贯两挟朱轮，前出长辕，约七八尺，独牛驾之，亦可租赁”。
在四川成都地区“诸名族妇女，出入皆乘犊车。惟城北郭氏车最鲜华，为一城之冠，谓之‘郭家车子’。江渎庙西厢有壁画犊车，庙祝指以示予曰：此郭家车子也。”可见，四川成都贵族妇女乘犊车很常见，并且以郭家车子最为有名。宋朝时犊车真正成为了一种大众化的出行工具。
宋朝女性的陆地出行工具还有马和驴。宋朝女性骑驴也很普遍，但宋朝立国之初，女性骑驴则被认为不守礼。宋朝建国之初，“妇女乘驴己为过矣”。然而，宋朝女性骑驴则自妓女开始，女性骑驴“闻于都下妓女”。
由于理学的兴起，女性骑、乘的现象较少，骑乘的现象只在妓女身上可见。“妓女旧日多乘驴，宣政间惟乘马，披凉衫，将盖头背系冠子上”。宋朝宣和、政和年间时，妓女可骑马出行。
董国庆有一妾“性慧解，有姿色，见董贫，则以治生为己任。罄家所有，买磨驴七八头，麦数十解，每得面，自骑驴入城，至晚负钱以归”。从董国庆的妾骑驴入城卖面粉的行为可以看出，此时女性骑驴出行己是普遍的现象了，至少不会被认为是不守礼了。
枢密使章楶去到四川做官途中，其“妻子乘驴，某自控，儿女尚幼，共以一驴驮之”。从官员的妻子、儿女骑驴出行，可以想像女性骑驴出行更是常见的现象了，女性骑驴出行被社会大众所认同了。
宋朝女性水上游玩时多乘舟、船。宋英宗治平年间，钱忠道路过吴中“爱其风物，留恋不能去，终日讽泳游赏，遥见好女子，小舟独掉烟波间”。女性水上游玩时，以乘小舟最为多见。范成大在《吴郡志》中，亦记载有邹览行道途中见“一女子乘船”之事。
南宋杭州城内，每年的六月六日“都人士女骄集炷香，己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在崔府君诞辰的这一天，杭州城内的女性到感应观烧香求福，之后乘舟游湖。宋朝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有妓女乘小脚船游湖一事。
当然，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宋朝出行工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宋朝北方地形平坦，陆地出行工具以大型的车子和马匹等牲畜为主，北方乘轿出行的现象并不普遍;水上的出行工具有舟船，但受气候因素的影响，冬季水面结冰，舟船行驶受到限制。
同时，北方人发明了凌床，解决了北方冬季水上出行的难题。宋朝南方地形崎岖不平，陆地出行工具以轿子为主，乘马、坐车者，不多见;南方地区水系发达，人们出行多选用水上出行工具。
女性的出行工具自然也受此影响。此外，宋朝出行工具的装饰经历了由简朴到奢华，再回归到简朴的演变。宋太祖至宋仁宗朝，统治者锐意进取，出行工具的装饰以简朴为主;宋神宗朝至宋徽宗朝，政治稳定、经济发达，出行工具的装饰以奢华为主;南宋后，政治动荡不稳，经济急需恢复，再加上统治者提倡节俭，出行工具的装饰又回归到简朴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