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的旗人，在这样的基础背景下，他们对于治下的汉人其实一直都是一种很看不上的态度的，后宫妃子，前朝大臣，重用提拔的基本上都是满族人，偶尔才有几个汉人大臣汉人妃子。这种歧视也会体现在他们对八旗子弟们的厚待上，八旗在当时就是贵族，他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八旗子弟是不是根本不需要工作?
满洲入关之前，八旗丁口与中原汉人无异，早已放弃了原始的渔猎生活，开始以土地种植为生。平时土地产出，用于家庭生活开支，战时披甲人一应所需，均出自自家所分土地的产出，在饥荒年等特定情况下，各旗会视情况进行补助，但并不形成惯例或制度。披甲人战争所掠的丁口和屋子，除一部分上缴甲喇和牛录外，大部分归自己所有，某种程度上，战争所得是当时八旗家庭的主要所得。
皇太极登基后，真正的国家形态才开始形成，许多原始的制度也被摒弃，制度也开始与中原接轨。这一时期，才出现了俸饷制度，初时，俸饷制与旗地制并存，即担任官职的又俸银、俸米，兵丁有饷银、饷米。各旗的普通旗户每家都有旗地，即各旗所分的土地。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旗地制度逐渐消失，便产生了口粮制度。
入关后，旗人在关内的土地，全部都是“跑马圈地”而来的。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与苏克萨哈的主要矛盾，就是镶黄旗与正白旗的圈换土地问题，而他们所争执的土地，都是来自当时的汉人有主地。历史上大规模的圈地行为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顺治元年十二月，即公元1645年;第二次为顺治二十月，即公元1646年;第三次为顺治四年正月，即公元1647年;这之后大规模圈地停止，但仍有小范围圈地事件出现。
圈地的范围，开始时仅限于京师附近的三百里内，后因为难以控制各旗圈地范围，且各旗因圈地龃龉不断，将圈地范围扩展到五百里内，直至最后扩大到整个直隶全省。直隶一省处广平府(今邯郸永年区广府)、大名府(今邯郸大名县东南)外，诸如保定、承德、永平(今秦皇岛卢龙县)、宣化(今张家口宣化区)、天津、正定(今石家庄正定县)、河间(今沧州河间)、顺德(今邢台)、顺天(今北京)等九府县，以及遵化州(今遵化)、定州(今定州)、深州(今衡水深州)、冀州(今衡水冀州)、赵州(今石家庄赵县)等五州均有被圈占土地。
跑马圈地开始之时，各旗还能谨守规矩，圈占一些所谓的无主荒地，可到了后来有主无主都圈了进来，只要看好了就难逃圈占的命运。随着八旗封赏及丁口增多等原因，圈地开始从直隶扩展到山东、山西等地，包括济南府、太原府等重镇都有土地被圈占。当时朝廷规定，各旗圈占有主之地时，要对地主进行补偿，但是基本沦为一纸空谈，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直到康熙八年，即公元1669年，朝廷重申圈地禁令，清廷入关后，延续二十余年的跑马圈地才彻底被骚进历史尘埃之中。
当时分给各旗有官职者的土地被称为官员庄田，这些田地由他们拥有的奴隶，即数次破口战争中掳掠的汉人和被圈占土地的原有农民耕种，产出几乎全归所有者。分给士兵的土地称为份地，也称为旗地。旗地按每家丁口数量分田，每丁三十亩。士兵间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例如当年入关前的披甲战兵多少都会拥有奴隶，由奴隶们耕种，家庭负担较少。而一般的是士兵就需要自己耕种，如遇征调等特殊事件，家庭生活很难为系。因此，自顺治十一年，即公元1654年开始，准许家有四丁以下的出征旗兵，可将旗地交回本旗，有朝廷统派钱粮，自此，旗地制度开始名存实亡了。
官员和士兵的俸饷有银钱和粮米两种，米分俸饷粮和口粮两种。有旗地的不给口粮，没旗地的才支给口粮。口粮不按各户的实际人口数发放，而是按该人在旗中的职位定人口数。顺治年的口粮只给标准是：固山额真(都统)60口;梅勒章京(副都统)40口;甲喇章京(参领)35口;牛录章京(佐领)30口;兵丁等10口。每口每月只给口粮2斗5升(30市斤)，领取口粮，便不给俸米、饷米，口粮发放标准各地驻防八旗高低不一，按所驻地地域情况发放。
旗兵较绿营的银粮待遇要高出很多，但除官员外，旗兵及其家属生活一般比较贫困，只能靠披甲当差的饷银和口粮生活。此外，旗人不允许经商，以及其他生产行为，旗人生活范围必须在本牛录所规定的范围内，很多旗人的生活形同软禁。京旗和关内驻防旗兵的生活情况一般，但留居东北的旗人生活较好，由于多年征战，辽东汉人几乎逃亡消耗殆尽，大量的沃土空闲。康熙年间，大量旗人返回东北，每家都拥有大量的土地，不受朝廷规定所限。自己奴隶配合招募的关内汉人和流民耕种，大多成了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