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中，往往雍正皇帝被提及的最少，恐怕这也和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间有关。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在位时间都超过了60年，是清朝掌权时间最长的两位皇帝，而雍正在位仅有13年，相比之下自然会被忽视一些。不过雍正皇帝虽然掌权时间短，但在各方面的功劳一点都不小，甚至完全不输康乾。雍正皇帝不只是勤政，而且还十分有头脑，这才将清朝又推向了一个高峰。
“自古圣贤为治，皆尚实政，最恶虚名。”这是雍正登基以来的对臣下提出的最大警惕和对底线的交代。进入雍正时代，之所以政绩卓著，与他在位13年间的务实思想密不可分，甚至堪称其治理大清13年间最大的软实力，配合勤政外，将帝国的吏治引向了风清气正。
苦口婆心屡次对臣下进行“务实”教导，尤为痛恨欺诈之人。
雍正二年(1724年),福建巡抚黄国材有折奏称“实力奉行”，雍正看了很满意，批道：“全在此四字”。并延伸说：“此四字乃皇考四十余年谆谆教诲者，愿与卿等共勉之。”不久他给江苏巡抚张楷下发谕旨说：“为官要有所作为，惟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更对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直言训导“做实在好官。”
雍正谦虚谨慎一直是他制定治国安邦行政用人措施的重要作风。他对臣下坦诚说说：“朕之神仙伎俩，不过据汝等所奏，评公办理。”因此，他反复告诫百官务必据实上奏言事，万万不可隐饰。登基的第二年，新任江西布政使常德寿陛见，雍正帝面训:“你到江西要实心任事，洁已奉公，一毫不欺,凡事据实奏闻。"这种务实思维一直延伸到雍正整个时期。
江南崇明水师总兵林秀奏报地方米价,雍正帝在折上叮嘱他:“一切奏陈,务宜据实无隐，不可丝毫虚饰，以蹈欺蔽之咎。"在广西巡抚郭珙的一件奏折上雍正帝批示:“凡所奏地方事宜,务一字不欺不隐为要，一些粉饰含糊不得。”“切记之,事情无论巨细,但务一据实不隐,朕方可倚赖不疑。"这里有一点须注意的是，雍正帝与频繁出巡的康熙、乾隆帝截然不同,他在位期间极少离开京师，这样，他要获得地方吏治民生的实情，就更需要臣工如实奏报。如果所获信息失真，必将引发严重后果。
雍正鼓励官员秉公直陈，报喜更要报忧。翰林院检讨孙嘉淦屡上条陈,直言君过时弊,甚至弹劾皇亲,雍正帝“服其胆”,谕九卿说:“朕即位以来,孙嘉淦每事陈奏直言极谏,朕不惟不加怒，反而加恩，汝等臣工当以为法。”《朱批谕旨》雍正三年五月，署川陕总督岳钟琪将地方少雨情形奏报，雍正帝夸赞道:“凡地方事情，皆如此据实不加丝毫隐饰方合朕意。朕所望内外大臣者,即此一真字耳。”
雍正洞察实际，力反“名实兼收”，严斥“虚诈”、“迎合”，对臣下的汇报自称“只可信一半”，直言痛恨“地棍“、”土豪“。
雍正严行整饬当时官场流行的所谓“名实兼收”的恶习。他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这种巧于名实兼收的官僚最为可恶。他们“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善于钻营，巧于仕宦，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相反，那些“朴实无华，敦尚实治”的官员却备受压抑和排挤。针对这种吏治败坏的状况，雍正提出以“民歌舆颂”为名，以“奉公尽职”为实的新的名实观，谕示百官：“若外沽美名，别立名色，暗中巧取，断乎不可。”
雍正警告文武诸臣切莫“矫廉”。对此时时敲打。有的官员为迎合雍正之意，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也不收取。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指出：“诸凡总期尔合于公慎而已，朕未有令尔等地方大吏至于困苦之心”，“未有枵腹从事之理，但不欺隐于分外贪取，即为可嘉耳!"表明雍正讨厌那种矫枉过正不切实际的做法。雍正同时认为，那种操守虽清，但“若保全贪官污吏以博长厚之名，纵容地棍土豪以沽安静之誉，此大有害于人心吏治者也。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这种分析真可谓入木三分。
此外他对内外臣工坦言警告：“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当时官场陋习，直省文武大臣凡初到任，必极言地方情形如何废弛，及过数月，则必奏风习已如何整顿，以示“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帝称“朕览之厌矣”，并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雍正四年七月，巡台御史索琳上折，说台地官兵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帝警告说：“凡事务实为要，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尤其突出。雍正四年夏，甘肃大旱，七月一场小雨过后，巡抚石文焯奏称“可望丰收，此皆我皇上敬天勤民之所致”。雍正帝看了很不耐烦，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过言，朕实厌观。”针对河道总督朱藻浮夸不实的雨雪情况奏报，仅在雍正十一年一、二月间就有三次朱批斥责：“微雪耳，何必如此过言夸张。” “览汝此奏，雨雪之景未必十分沾足，况亦不广，何用如此夸张，汝每多此虚浮之奏，朕甚不取焉。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观汝不知根本实理，惟在枝叶虚浮边作活计!”
对历来存在着欺上瞒下的文字把戏，对此雍正帝常常严切警告。
雍正二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灭蝗事宜，说：“据各属员报告，各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察觉到此语不实，不是石文焯欺君，就是石被属员所欺，遂批复道：“尔等或可受属员之欺诳，懵然不觉。朕君临天下，若遇欺诳之语亦漫无察觉，其如万几何?此等陋习洗涤净尽方好。“为杜绝官场上的欺瞒互骗，雍正帝反复提醒内外大员，要躬亲办事，不可轻信属员下手。
雍正三年秋，湖北沔阳遭受水灾，巡抚法敏设厂施赈，雍正帝指示他：“此等事只要勤实办理，万不可听信属员下役之欺隐。“清朝刑罚，多比照旧案，书吏在稽查档案时，往往从私利出发，或断章取义，或避重就轻。为此，雍正帝谕令刑部衙门，一切“稿案”由司员“亲自主稿”，不得假手书吏，致滋弊端。
雍正四年六月十六日,雍正帝在勤政殿召见文武大员，训谕说:今查每议事件并不合情理,究其原因,盖因议事班中各怀私心，自己不言，而反谓从公议论。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帝将议事王大臣分为三班，遇事分头酌议，各拟意见，这样“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能出其主见" ,使朝臣失去附和机会。雍正帝同时力反官场流行的八面讨好、圆滑世故的乡愿习气,指出此实为“国家之大蠢,妨政败俗莫此为甚。”
雍正尤其反对迎合自己心思。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曾奉御笔谕旨，先是“悬挂堂中，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他不无讨好地奏报说，如此“时凛天颜于咫尺，勿忘圣训于须臾，触目惊心，甚为有益。”并请皇上命令各省官员一律在衙门屏门上刊刻谕旨。雍正帝当即给吴关杰泼了一瓢冷水，教训他:你本不是超群之才,料理好你分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和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雍正七年，有御史李元直具折陈奏:“窃谓诸臣有牢不可破之陋习,曰迎合,曰畏葸。皇上以为可,无一人敢言其不可也;皇上以为不可,无一人敢言其可也。”“是非得失，置之不论;功名富贵，苟且自全。以此任事，于国何补!”并进而直言此种陋习“六部莫不然也”。雍正帝赞赏李元直“真实任事”,认为他言中了朝臣不实心任事的要害,把他召入内廷，面赐荔枝,勉励他“嗣后仍尽言毋惧”。当时陋习除迎合还有应付，雍正帝曾严厉斥责“内外衙门于奉到事件若不过行一文书,出一告示，徒托空文，竟不见诸实事”的浮泛作风。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臣工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诿过卸责之空文。雍正五年,安徽巡抚徐本上折,内有“臣深觉见识愚昧”一语,雍正帝在愚昧”二字旁批道:“此二字，朕深恶之，非由衷之言也。”雍正七年十二月,陕西巡抚武格奏复日前呈报得雪日期迟延之缘由,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帝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怒加训斥:“朕深恶此等虚诈之俗谈!若将汝等愚昧之人用为严疆督抚，则朕之愚昧又何如也?但用一诚实好，似此空文何必!"在工部尚书夸岱的一件奏折上，雍正帝批道:“明系不尽心办事,何得以‘才识庸陋’一句巧诈之词推卸!”正是雍正出色的情商和务实的实现，在十三年的治理上，扮演着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在整个清代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