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相信不少朋友们都有看过了，故事中讲述的贾府由盛到衰的故事，其实就是曹雪芹对自己家族往事在文学作品中的一种映射。曹雪芹的家族曾经有着一段名声赫赫的历史，先后有四人担任过“江宁织造”一职，尤其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历史上康熙曾经六下江南，其中的四次都是住在曹寅家。那么，曹家是如何发家兴盛起来的?为何康熙对作为汉人的曹家那么信任?之后，曹家又是如何衰败的?
康熙面临的困局
我们都知道，康熙是满清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他登基时，距满人入关才不到二十年时间。康熙亲政后，虽然除掉了独揽大权的鳌拜，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当时的天下还不是铁板一块，在外有伺机而动的藩王，内有图谋不轨的权臣，民间还存在很多暗潮涌动的反清组织。为了避免激化民族矛盾问题，康熙就连对官员的任用，也要几经思量小心翼翼。
当时，坐在龙椅上的康熙，面对的并不是风平浪静、养尊处优的生活，而是步步惊心、生死攸关的明枪暗箭。
因此，在这样的状态下，康熙必须尽可能地做到面面俱到。他能力虽强，但毕竟不是神。所以康熙需要培养自己的心腹，让心腹去分担一些事情。
那什么样的人值得信任，能被培养成自己的心腹呢?
历史上的皇帝，为了降低皇权被官僚体系的制约，通常会在朝堂的大臣外发展第三方势力成为自己人。皇帝到哪去找自己人呢?民间吗?知识都被世家大族垄断，没什么可用之才。况且要找的这些人必须对皇帝绝对忠诚。皇帝也知道，在利益面前，忠诚这东西是没有绝对的，能指望的是，他们的身份地位都完全依赖于皇帝，这些人即便是出于自私，也得站在皇帝一边了。
那找什么人啊?历史上有两种：外戚，也就是皇后的家族;还有宦官，也就是太监。
外戚?那是引狼入室啊。宦官?明朝的教训就在眼前啊。康熙熟悉历史，这两种人他绝对不会用。
其实，清朝还有个特殊的群体——包衣。
包衣，满语中叫作包衣阿哈，意思是家奴。在女真社会中，包衣主要由贵族占有，少数富裕的诸申也拥有奴隶。男女奴隶均与奴隶主家庭住在一起，从事生产劳动和奴隶主的家庭杂役，其劳动成果全部被奴隶主占有。女真人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掠夺其他民族的人口，主要是汉族和朝鲜族，明朝和朝鲜方面都有大量有关女真人掠夺人口为奴的记载。
曹家祖上因为包衣身份发迹，并在康熙朝被信任重用
曹雪芹的上祖世居辽东，即辽阳。在明朝与后金的早期战争中就已经归附了后金成为了包衣。皇太极天聪八年，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由佟养性的旧汉军归入到多尔衮的满洲正白旗，并且担任了“旗鼓佐领”——一个统领300人的军官，以后随多尔衮入关，因战功屡屡升职，成为曹家发迹之始。
1651年，摄政王多尔衮倒台，原本属于多尔衮的正白旗被顺治皇帝收编，与正黄、镶黄一起被统称为上三旗，地位远高于其他下五旗。而曹家也因此从王府包衣摇身一变，成为了皇家包衣，获得了开启未来的起点。
清在立国之初，就对太监采取了极力打压的态度，但这种态度给皇室自身也造成了不便，因为原本一些由太监来处理的事务，比如收租、采办等就没了负责人，包衣群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顶替那些由太监空缺下来的工作，走上了时代的舞台。
曹玺(曹雪芹曾祖父)的妻子孙氏当了康熙的奶妈，康熙继位后，曹家就飞黄腾达起来。
看到这里，你可能觉得康熙有点儿任人唯亲了。其实，这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康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除了包衣，康熙还提拔了大量的汉军旗人。
皇家包衣崛起，除了皇帝的信任，更是历史的选择
对身为少数民族皇帝来说，开国初期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处理民族矛盾问题。满人对骑马打仗很是在行，但坐天下治理国家就难免显得吃力，尤其当时大多数的满人不通汉语，更不了解汉人的习俗，所以与汉人打交道时，很容易产生摩擦。
这个时候，包衣和汉军旗人就派上用场了。虽然这些人在血统上看是汉人，也通晓汉人的语言习俗与文化，但是，他们在身份认同上却实实在在地站在满人一边。因此，在满清朝廷面临着严峻的民族矛盾时，这些人就得到了被统治阶层重用的机会。
在1670年之前，在清政府出任过总督的几十人中，仅一人是满人，而且到任的第二年就退休了，其余所有人选都来自汉军八旗。而在1644年到1668年间，做过巡抚一职的汉军不下96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帝王的私人奴才，上三旗的包衣们却能够得到很多肥缺。曹玺先后担任了苏州、江宁织造，死后他儿子曹寅继任这一肥缺，并且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曹家的兴盛在这时候达到了顶峰。
江宁织造是什么?康熙为何用曹家?
织造，是明清于江宁、苏州、杭州各地设专局供应宫中织品的皇商，织造各项衣料及制帛诰敕彩缯之类，以供皇帝及宫廷祭祀颁赏之用。清朝有三大织造，除了苏州，另外还有江宁和杭州，不论规模还是重要性，三大织造都是以江宁为首。
江宁织造不仅专门织造宫廷所需丝织品、负责办理绸缎服装并采买各种御用物品，除了这些外，它还承担着很多其他重要的工作，比如采购铜料、平衡米价等。中国自古铜料就不充裕，康熙初年时更是日趋紧张，而米价是民生之本，关系到国家最基本的稳定，所以织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1656年到1733年年间，共有21名上三旗包衣任职过三大织造，这些人全都在满洲族谱里能找到。也就是说，他们与曹家一样，都是在满清入关前就已经成为包衣。对于清朝的皇帝来说，这是相当可靠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在官僚政治中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皇上。
曹寅的母亲是康熙的奶妈，所以自幼伴君读书，这让他和康熙的关系又近上加近。但是，在康熙这样雄才大略的皇帝面前，光凭关系是无法脱颖而出受到重用的。
曹寅少年时受到了非常好的文武教育，娴熟的骑射功夫，让曹寅得以在发迹前有机会追随帝王参与围猎活动;而良好的文化素养，则让他能结交很多汉族文人。他当差时似乎是个真正的满人，而生活中又跟地道的汉人没什么两样。曹寅这样将满汉文化融会贯通的能力，不是每个包衣所具备的。
织造这个工作，说它是个肥差，那还得看当差人有没有本事让它肥。因为，这个差事最困难的恰恰就是资金问题。说到这，你可能会疑惑，皇帝设置的机构怎么会有资金问题呢。没错，从理论上来说，它不可能缺钱。按1664年清廷各部间达成的协议，户部负责筹钱，工部负责备料。但是，户部与工户都属于正经的官僚系统，而织造却是独立于官僚系统之外的存在，亲兄弟谈钱都打架，一个外来户伸手要钱怎么可能会顺利呢?你是给皇上办事儿的，户部与工部难道就不是给皇上办事的吗?
因此，资金来源的不稳定，特别考验织造的经营能力。比如在采购或者雇工时需要精打细算，但节省是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的，还需要进行其他经济活动来搞钱，比如从政府机构借到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再拿到外面去放高利贷等。而且因为织造代表的是皇帝，所以要特别注意名声，不能急功近利，惹起民怨。曹寅恰恰是能够将这工作的各方面都能妥善处理，让老板康熙看到了自己出色的能力和忠心，康熙才在1704年派曹寅兼管“两淮巡盐御史”这个更大的肥差。
自古以来最肥的差事——盐政
而古代对食盐实行国营专卖，巡盐御史职责主要是收缴盐税，并监督盐商的专卖。这两个官职都是名副其实的大肥差。
当时清朝最大的盐场在两淮地区，曹寅得到的新头衔就是两淮巡盐御史。这个职位从1691年开始，长时间被上三旗包衣占据，除去因为辖区庞大且居民主要为汉人这个原因外，很明显也是康熙在扩张自己的控制力。
曹寅在兼任巡盐御史这个肥缺后，才彻底解决了困扰织造工作的资金问题，他每年都会从盐政上挪用大量资金去补贴织造。当然，曹寅也肯定没少从中为自己渔利。我们从《红楼梦》中对贾府的描写就能对曹家的富裕程度略知一二，那绝对不是靠工资就能积攒出的家业。对曹寅中饱私囊这事，康熙当然也是清楚的，毕竟他南巡时，就曾在曹家住过，但康熙从未在钱上难为过曹寅，哪怕曹寅在盐政上出现巨额亏空，也只是让曹寅想办法补救就好。或许你会觉得这是因为他们两人私交好，但事实是，康熙对很多人都这样。因为，相对于能力，他一向不大在意贪污这事，康熙从来就不是一个坚持严格区分责任与利益的人。
为何康熙将肥差都给了包衣集团?背后是康熙对帝国偏执的控制欲望
康熙一生中曾经六下江南，不过，跟电视剧中不同的是，康熙下江南的目的可不是为了游玩。从史书上看，康熙下江南是为了考察水患治理情况，但从根本上讲，他的主要意图其实是考察江南社会的稳定情况。
满清八旗在灭南明政权时，曾经在江南遭到激烈的抵抗，在扬州、嘉定等地犯下了人神共愤的罪行。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江南的反清情绪一直都是最高的。1684年第一次南巡，康熙要很顾及汉人感受地绕开了扬州、嘉定等发生过激烈民族冲突的地方，而且满口引经据典，营造自己良好的亲汉形象。
经过多年的经营，到了1699年的第三次南巡时，康熙已经不需要在行为上特别拘束了，他回归了善骑射的满人形象，而且还曾丢下随从，独自与百姓交谈。
但尽管这样，康熙依然无法将民族矛盾问题抛之脑后。因为他很清楚，汉人的反满情绪无论怎么减弱，文化上的冲突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根除的。就像政府为了防止汉族文人聚众煽动情绪而禁止了结社，实际上却是没法严格执行的。还有那些以宗教为噱头的秘密反清社团，更是屡禁不止，暴动也时有发生。所以，在1707年最后一次南巡结束后，康熙开始让派驻在南方的上三旗包衣承担起政治密探的职责，其中就包括曹寅。
中国古代从隋唐开始，经济中心开始向江南转移，江南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同时也是汉族精英的聚集地。这些汉族精英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和社会资源，但作为汉人和汉人文化的代表，就算他们曾经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帮助过清廷，也无法得到满清皇帝的信任。康雍乾三朝，发生文字狱最多的地方就是江南地区。与此同时，身在京城的康熙，还要时刻担心着朝廷权臣和族内亲王对权力的觊觎，所以织造一职才没被编入传统的官僚体系。康熙需要皇权的控制力通过忠诚的包衣集团，直接到达遥远的帝国经济中心——江南地区，并且让这些包衣成为自己可靠的耳目。
曹家的兴与衰，全在能否满足皇帝的需求
作为江宁织造的曹寅，一直都是康熙皇帝的耳目，但密探的职责，让他与康熙的关系比之前更进了一步。曹寅担任密探的时间是1708年，他不是康熙的第一个密探，也不是最后一个。早在1704年的冬天，曹寅就曾发现扬州高旻寺的一位僧人有向皇帝秘报的权力。很明显，僧人并不具备对时政品头论足的能力，他能向皇帝汇报的也只有官员的言行与百姓的评价。曹寅也是一样，之前他给康熙的奏报都是关于地方的政务与琐事。
但是，从1708年开始，曹寅的工作变了，康熙开始让他对封疆大吏进行监视与品评。从曹寅与康熙主仆两人的往来信件中可以发现，在谈论起官员时，康熙的用语都相当直白，可以说是从这开始，曹寅才真正成为康熙的心腹。
在我们的印象中，清朝是从雍正才是专治集权的，但实事是，很多集权的手段在康熙时期就已经有了雏形，密探就是其中之一，雍正将其发扬光大。
曹寅死后，康熙对曹家依然十分青睐，不仅对曹寅遗留下的巨额亏空持十分宽容的态度，并且让曹家人继续担任江宁织造一职，同时负责政治密探工作。但是，虎父往往会生犬子，曹寅后代的办事能力远不能达到康熙的期望，尤其是政治密探工作进行得一塌糊涂，所以对于强调能力重于一切的康熙而言，曹家对他已经不再重要了。
但不得不说，康熙这人念及旧情，对曹家还是很宽容的，就算心有不满，也没对曹家发难。但包衣唯一能够的依仗就是主子，在康熙死后，雍正帝可跟曹家没啥交情。失去靠山的曹家，最终在新朝初期的政治大洗牌中落了个被抄家的下场。
结语
从包衣集团的兴起和官职特点可以看出，康熙对大清的政治形势的态度，长久以来都没有乐观过。所以，他选择包衣们作为皇权的代理人派驻到全国各地，这样对常规的官僚体系可以起到牵制作用，因为包衣直接隶属于皇帝，无论是地方律例还是军法，都无法对他们形成制衡。
但是，包衣集体安身立命的根本，还是在于他们能满足皇帝的政治需求。古代的官场就好比我们的职场，人际关系可能会保你一时得意，但老板真正在意的，其实还是你的办事儿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