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古代，皇位对于很多人来说，可以说是有非常大的诱惑力的，因此皇帝们对于权臣也是非常忌惮的，没有一个皇帝希望自己的身边有一个权力很大的臣子，因为他们会让皇帝感到威胁，因此不管是手段强硬的皇帝，还是比较柔和的皇帝，都会想尽办法把臣子的权力收走。而在东晋时期，有这样两位权臣，一个是王敦，另一个就是桓温了，他们在当时都是大权臣，然而即便是手握重权，他们最终却都没有称帝，不能说他们不想，而是没有办法做到称帝这件事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东晋一朝，曾经出现过两位危险的枭雄兼权臣，一位是王敦，一位是桓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不仅手握重兵、觊觎皇权，而且也确实做出了篡逆的举动。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们完全有实力问鼎皇权，自立为帝，但都在最后关头选择了放弃，为何会如此呢?原来这背后其实反映出东晋皇权的一种特殊性质——“股份制”分配格局，自带“防盗”属性。下面我们从两大权臣的篡逆行为说起，对东晋皇权的这种特殊属性进行仔细分析，从而找出王敦和桓温放弃称帝的原因。
1.两大权臣的危险篡逆
1、王敦
王敦素有野心，东晋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诛杀刘隗为名，举兵反叛，从荆州起兵，进逼京师，司马睿派兵迎战，被王敦击败。王敦攻陷京城，控制皇室。元帝司马睿说：“想要我这个位子，应该早点和我说一声，我立即退回山东琅琊老家，何必让百姓受苦。”可见此时王敦如果想废帝自立，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但王敦却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最终退兵，返回武昌。
有人说王敦不称帝是因为王导的阻止，其实这完全不能成立。一、王导当时没有兵权，对王敦构不成任何威胁。二、王敦向来心狠手辣，我行我素，根本不会听王导的，更不会顾及亲情，所谓“成大事者，至亲亦可杀”，何况王导只是他的一个族亲而已。
2、桓温
再来看看桓温，太和六年，大司马桓温废掉当时的皇帝司马奕，立司马昱为帝，史称简文帝。当时的桓温虽然刚刚北伐失败，但仍然掌控着东晋的军政大权，司马昱只是他的一个傀儡。后来司马昱病重，下诏把国事、家事全部托付给桓温，并敕令新即位的司马曜“侍桓温如侍父”。桓温在晚年加快了篡位的节奏，诛杀大臣，索要九锡。但最终没有称帝，直到病死。
可以看到桓温有多次机会废帝自立，但最终没有实现。有人说这要归功于谢安，其实根本不是。理由有三。一、谢安曾拜访桓温，而桓温此时埋伏了刀斧手，完全有机会除掉谢安，只是最终没有动手。二、根据《晋书》记载，谢安曾经向桓温行君臣大礼，说明谢安默认了桓温的谋逆行为并无可奈何。三、桓温晚年索要九锡，这个被认为是篡位的前奏，谢安以九锡诏书写得不好为由，一直拖延，直到桓温病逝。这里看似谢安的功劳，其实还是桓温自己没有下定决心，如果他真的想称帝根本就不会在乎一封诏书写得好不好。
正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分析的那样：“谢安之待桓温，本无策。桓温来了，废了一君。幸而要讨九锡，要理资序，未至太甚，犹是半个秀才。若他便做了二十分贼，如朱全忠之类，更进一步，安亦无如之何。”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谢安其实对桓温本也无计可施，但是桓温太磨蹭，本来可以一步到位的，可他又要九锡，又要把各种法定程序走一遍，没有做事做到绝，如果他真的下决心做个大恶人，把那些繁文缛节都省略，直接篡位登基，谢安也根本无法阻止他。这段话分析得非常准确。实际上彼时是进是退，全在桓温自己。说到底他还是不想这么做。
以上内容，我们梳理了王敦、桓温篡逆及最终放弃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们在稳操胜券的情况下，却最终主动选择放弃。似乎皇权对他们来说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而这与东晋政权特殊的权力分配格局有关。
2.东晋皇权的“防盗”属性：“群臣共有”下的“股分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帝王是帝国的拥有者，在所有权上，向来没有与别人共享的习惯。换句话说，封建王朝是家族企业，大臣们不管多牛，只是为皇帝打工的，工资再高，也没有股份，权力再大，也是个总经理。
即便是两宋这样开明的社会，也只能说老板比较仁慈而已，尽管员工们的工资都很高，但君臣的本分并没有丝毫含混。但是东晋不同，不仅君王的管理权降到了极限，实现了君臣共治;而且君王对帝国的所有权也被分割，实现了“群臣共有”。从而形成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股份制”王朝。
整个东晋王朝好比是一个大型的股份公司。而南渡的北方士族和土著的江南士族就是这个公司的各大股东，持有大量的原始股份。王室只是股东之一，但最多算是个名誉董事，连执行总裁也算不上。皇权只是一个空壳的象征。即便你能轻而易举地取代王室，但从中获得的最多也只是个公司名誉主席的头衔，一个傀儡而已。真正的实惠还在各大股东那里，除非你逐一消灭所有的股东。否则这个位置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
我们可以用运钞车的例子来把这件事讲明白。运钞车上有钞票时是最危险的，最容易招来劫匪。但恰恰这时候也是抢劫难度最大的，因为运钞员必定荷枪实弹，严阵以待。运钞车在没有钞票的时候最安全，尽管这个时候运钞员的戒备意识薄弱，很容易被抢，但没有人会抢一辆没有钞票的运钞车。
帝国也是这样，一旦帝王高度集权，王朝相对稳定，想要取而代之难度较大。但是恰恰这也是王朝最具吸引力之处，因为一旦你取而代之，便能获得一个帝王应有的权力和利益。
但是东晋不是这样，它的权力是分散的，已经被各个股东分割拥有了。而这些士族的势力盘踞在全国各地。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一方面这些士族之间通过家族姻亲，利益抱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第二，这些士族与东晋皇室之间也有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因为在东晋时代，皇室子女的婚配只能在各大士族的圈子里选择，东晋皇室的很多驸马、王妃甚至皇后都是从士族中产生的。王敦和桓温本人就是驸马。
也就是说实际上东晋皇室和士族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有点一家人的意思，这就是王敦和桓温迟迟下不了称帝决心的原因。对于王敦而言，现在已经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了，琅琊王氏已经拥有一半的股份了，而另一半的股份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分散在其他股东手里，而这些股东不仅是一个利益团体，而且和琅琊王氏自身也有利益关系，王敦动他们，不仅费劲，而且也等于在动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远比做皇帝麻烦得多。对于桓温来说，也是如此，几次北伐积累的资本已经让“谯国桓氏”成为东晋顶级士族，实权也早已超越皇室，这时候何必再去折腾，要那个空壳皇位呢。
我们看到东晋政权的这种君臣共有、股权分散的权利分配模式，有效地降低了皇权更迭的风险。皇室把鸡蛋放在了更多的篮子里，这种做法虽然让自己篮子里的鸡蛋变得很少，但至少保证了这些鸡蛋是安全的。这就是东晋王室如此羸弱却始终没有被权力更大的士族或权臣取代，而是稳固地延续了一百年以上的原因。
3.东晋的覆灭——皇权的“防盗”属性只对士族有效
东晋共产生了五个顶级士族，分别是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谯国桓氏、颍川庾氏，此外还有不少次等士族。他们和司马王室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当士族存在的时候，就是王权最安全的时候。
换句话说，东晋皇权不可能被这些大士族推翻，对皇权的威胁只能来自士族的外部势力，这个外部势力和皇权与士族都没有复杂的利益关系。比如海盗孙恩。
孙恩堪称海盗的鼻祖，他多次带领他的海盗部下们从沿海登陆，烧杀抢掠，就像一次次裹挟着暴雨和巨大破坏力的台风， 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他对东晋东晋王朝的最大破坏有两点：一、引发了东晋末年的连年战乱。二、杀戮了大量东晋士族。 如陈郡谢氏在两年的时间内就有六人被杀，会稽内史王凝之及其四儿一女皆被杀，其他士族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这直接导致了东晋士族的衰落，士族的衰落就是王权的衰落，东晋皇权和各大士族形成的利益共同体遭到了本质的破坏。
而这时候，刘裕的出现，更是彻底颠覆了东晋王朝。刘裕出身寒微，连庶族也算不上，和东晋的各大士族更是半毛钱关系没有。他和王敦、桓温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不是东晋王朝这个股份公司的股东。如果说王敦和桓温的篡逆还是争夺股权的话，刘裕的目的就是直接推翻这家公司。这就好比一个公司的员工平时不管怎么吵架，都只是公司内部的事情。股东的势力之间互相制衡。这时，皇权的“防盗”措施是有效的。但忽然有一天来了一群真正的劫匪，股东们发现他们根本不玩什么心计，而是直接用刀说话，股东们的灾难就真正来临了。
结语：
综上所述，东晋王朝的“股权分散”和“君臣共有”的权力分配模式，使得东晋政权具有了一定的安全属性。因为“篮子”的鸡蛋太少，所以手握兵权的士族不再对皇权心存觊觎、虎视眈眈。这就是权臣王敦和桓温先后放弃称帝的主要原因。东晋王室和士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不可能由士族内部打破，对皇权造成威胁的力量只能来自士族外部。
这也是为什么推翻东晋王朝的人不是王敦和桓温等野心勃勃的大士族，却反而是一个出身寒微的低级军官刘裕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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